四 亨廷顿在冷战后所提出来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所谓东亚国家“威胁”的基础之上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一个方面否定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定西方并不具有一统天下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把他所习惯的冷战式思维方式带到他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来了,尽管他在文中暗喻福山的论断是建立在冷战思维定式的基础之上的。 亨氏的论点把我们推回到五个世纪之前,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之前,那些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有交融)是当时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但亨氏忘记了所谓西方文化本身即是西方文化与小亚细亚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对于一个人来说,五百年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岁月。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短暂的一瞬。正因为如此,汤因比才把这五百年来的变化都视为“当代的”的变化。〔23〕汤因比几十年前所批评的“我们今天的西方人是世界上仅有的其历史观还停留在前希腊时代的人们”,其中似乎就包括亨廷顿先生。 五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各文化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紧密的交融期。作为二战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交通与通讯业的迅速发展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等,正把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各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各地区相互依赖的程度从来也没有达到今天这样深。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各地区、各民族包括各文化之间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了,但它们之间协作的机会和需求也更多了、大了。实际上,就在人们大谈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起飞中的重要作用时,仍有人认为所谓东亚几小龙的成功,是西方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外缘地带实现了同化的结果。〔24〕就在亨廷顿大谈文明冲突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探讨“辨同异、合东西”之路,试图让中国文化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份。〔25〕这种态度表现出儒家文化的胸襟。事实上,从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来看,人们就很难界定出纯粹的东西方文化。构成西方文化基础的基督教起源于亚洲,而中东和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又是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衍生出来的。相互对立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有着共同的“祖先”。被视为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印度与欧洲人却同种同文,其文化与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有亲缘关系,很难把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捏在一起。尤为重要的是,近五百年蔓延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还使每一种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已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人类(各文化)超过20世纪、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时所面临的形势。五百年的历史造就了西方的支配地位,20世纪最后十年却让它在这一地位上跌落下来,但仍不失为有力的竞争者。为了保持这种地位,美国的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为了改善美国自身,美国领导人看到了向东方学习的必要。其实,“这个未来世界既不是西方人的,也不是非西方人的,而是所有那些文化的产儿”。〔26〕历史在“终结”的同时正在展开新的一页。 注释: 〔1〕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lnterests,Summer 1989. 〔2〕Ellen K.Coughlin,"Author Revisits Disputed Thesisabout'the End of History'",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an.8 1992.转引自徐国琦《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3〕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London:Penguin,1992. 〔4〕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110页。 〔5〕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页。 〔6〕参见王羊主编:《美苏军备竞赛与控制研究》,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50页。 〔7〕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1990/91,P.24. 〔8〕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6页。 〔9〕小R·霍尔亨兹和K·E·柯德尔合著:《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3-6页。 〔10〕见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 〔11〕Roderick Macfarqubar,"Post -Confucian Challenge",TheEconomist.No.2,1980,P.67-68. 〔12〕奈斯比特,前引书,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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