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初露端倪的现代意义上的“东亚文明”的出现，打破了只有西方社会才能提供现代化所必需的土壤的传统说法，也打破了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思维定式，从而在20世纪结束前夕，在五百年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画卷之上，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欧洲列强和美国先后步入现代化之路并将亚非拉其他民族和地区置于被统治的地位，从而在全世界树立起西方国家的统治地位以来，非西方国家就在不断加重的内忧外患的困扰之中摸索着摆脱列强压迫的现代化之路；同时，现代化何以缘起于西欧而未能出现于东方社会，也成为各国大小学者、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多数东方国家屡试屡败的现代化尝试更为现代化是西方文化独特产品的观点提供了现实的注脚，逼得许多急于摆脱民族败落命运的东方国家的仁人志士（包括中国人）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以西化作为改变本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出路。〔14〕按照一般的解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何以缘起于西欧，在于地理大发现所促成的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在于西欧国家竞争性的海外扩张；在于宗教改革、科技进步和军事改革；在于英国“圈地运动”所造成的农民与土地较为彻底的分离和由此而形成的更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等。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如保罗·肯尼迪所说，是由于欧洲未能形成东方国家那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控制，或者说由于欧洲政治上的四分五裂；〔15〕或者如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是由于反复的和长期的蛮族入侵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古典帝国的最后残余，从而使罗马文明的复兴成为不可能，或者说是由于落后而产生了变异，导致了先进。〔16〕这些解释不可谓不深刻，但它们所能说明的只能是现代化进程的缘起问题，而不能为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选择开出一个合理的药方，或对东亚国家较为成功地走上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提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斯·韦伯更多地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强大归因于精神因素，这就是在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东方各民族的宗教伦理则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韦伯认为，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为思想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17〕韦伯并没有把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成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中国社会也同时包含着有利与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混合因素。他认为，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世界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而道教在中国作为异端的主流，因其本身的神秘主义与巫术传统而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结果是儒教始终把持着支配的地位，连同儒士对经济生产兴趣的缺乏，使得中国的经济无法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18〕韦伯的论点可能有些偏颇，因为“人性的相通决定了伦理的相同，决定了伦理的差异只可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他的结论是错误的”。〔19〕但是，韦伯关于东西方历史差异的探讨，不仅涉及到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缘起，而且也与东方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能否步入现代化进程有直接关系。东方国家早已失去了1500年前后西欧资本主义崛起时的历史机遇，即使东方各民族经历了欧洲式的宗教改革也无济于事。东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同西方国家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对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韦伯关于中国和印度等国宗教（实际上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不管结论正确与否，都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但问题也正出在韦伯所强调的“宗教”问题上。东亚新兴工业国家恰好都处在人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儒家文化圈从其边缘地带开始，先是日本，再是四小龙，后是中国大陆，获得了雁阵形的腾飞。近年来的“儒学热”，即反映了人们包括西方人对东亚经济“奇迹”之迷的深层探索。许多人都认为儒家文化是推动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精神财富。按照有些西方人的观察，东亚国家与地区虽然不尽相同（如日本：一个组织的国家；韩国：积极的政府干预政策；台湾：强有力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加坡：儒家社会主义型的资本主义；朝鲜：共产主义的儒教国家），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力量源泉。除了共同的生理和文字特征之外，它们共享一个传统。这就是朴厚的家庭基础，第一位的教育意识，牢固的等级和尊卑观念与对政府权威的遵从。他们认为这是东亚国家进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后能够兼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原因所在，也是儒家文化影响的根本所在。〔20〕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解释，儒家思想包含两种主要哲学，即政治儒学和个人伦理。政治儒学将以君王为至尊的阶级制度合理化了，个人伦理则规范了日常的言行举止。杜维明认为，孔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不是它的政治教条，而是有关个人修养的伦理道德。儒家思想在崇尚个人权利的民主环境里比在集权体制下更能发扬光大。〔21〕许多有感于西方社会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的西方人，呼吁从儒家文化中吸收有利成份，挽救现代西方摇摇欲坠的价值观念体系。1993年11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经常大谈我们的自由和民主制度，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作用。但事实上，世界在变，当力量和财富扩散以后，我们可以也必须向你们学习，而这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有希望的一点。……在西方世界，我们一直只谈权利，但是你们在亚洲，在香港这里以及其他地方，提醒我们繁荣与和平都有赖于个人的责任。〔22〕
    现代意义上的“东亚文明”的出现，改写了五百年来由西方人主导世界进程的历史，它至少证明在西方现代化成功的道路之外，有了一种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入现代化进程主流的新模式。这确是苏联对西方的挑战所未能做得到的。在一战、二战和冷战都已过去的今天，特别是东亚经济已经能与欧、美经济成三足鼎立之势的今天，很难设想西方大国还能将非西方国家拉入它们之间彼此争斗的阵线中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由西方主导世界的历史已经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