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失业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20年代实行严格的货币政策，导致失业人数长期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失业工人的主体不再是码头、船坞的季节工和临时工，而是造船、矿业和棉纺织业等产业的工人。由于这些工业是英国的主要出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这些行业出现大量、长时间的失业对政府及英国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压力，导致政府开始注意失业问题，并将失业问题与价格、对外贸易、利率以及帝国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政府开始对失业者进行救济和无契约条款约束的补助，并将失业救济作为国家预算的一部分。一些职业经济学家如庇古、豪特立等开始讨论失业问题。其中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失业问题专家是庇古。庇古认为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要求支付过高的工资。“如果任何工人要求发给的工资率人为地高于经济力量自由发生作用时所得出的工资率，那么纵使在完全静止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失业现象”，“如果某一职工会企图强使会员工资高于同类职业中流行的工资，便将引起失业，如果放弃这一政策，就可能在应有的范围内获得补救。”[（11）]这种理论认为，只要降低工资，就能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从而增雇工人，解决失业问题。1926年4月，英国煤矿业资本家宣布降低工人的工资，就是受这种理论的影响。但这一行动引起了煤矿工人罢工，致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瘫痪，许多矿工连续六个月失业。失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全面毁灭”的危险境界。尽管英国是在20年代经济长期停滞的基础上爆发的，从工业指数上看，英国在危机期间下降的幅度不如美国和德国，但当危机降临时，英国仍遭到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出口和海外投资方面。至于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人数在英国历史上更是前所未闻。1930年初，英国失业人口为150万，夏天达到200万，年底即达到250万人，失业率由危机前占劳工总数的不到10%，迅速上升到1931-1933年间的平均21%。[（12）]这些失业人主要集中在煤炭、船运、棉纺、钢铁等传统工业所在的地区，如南威尔士、英格兰的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爱尔兰的低地地区。如靠近纽卡瑟泰恩河的杰罗是一个以造船为主的小镇，当地的居民依靠一家造船企业为生。危机到来时，这家企业几乎破产。1935年，这个小镇几乎有3／4有就业保险的工人失业，1935-1937年，失业人数虽有下降，但仍高于整个英格兰平均10%的失业率。[（13）]失业期间，失业者往往生活无着落，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绝望和空虚成为普遍的情绪。“你看见哪个旮旯了吗？”郎达城的一个失业者说：“当只有我一个人时，我就在那个旮旯里打发时间”[（14）]。关于萧条区失业工人的悲惨生活在波尔特·格林伍德的《被施舍的爱》（Love on the Dole，1933年），J·B·普里斯特利的《英国游记》（English Journey，1934年）以及乔治·沃维尔的《通向维根码头之路》（Road to Wigan Peir，1937）中有生动的描写[（15）]。对30年代这种特别严重，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特别长的经济危机，已不能简单地用“局部失调”和“过渡性衰退”来解释，而且失业率如此之高，也不是“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能解释的。形势变化客观上要求英国政府在政策上改弦更张。一些官员针对20年代以来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提出了兴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的主张，但遭到以财政部高级官员为代表的“财政部观点”的反对[（16）]。由于危机到来时，在英国统治阶级内部占支配地位的仍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自由放任思想和“财政部观点”，政府面对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无能为力。1934年，政府通过法律，扩大了救济范围，但对被救济者施以严格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此外，政府还通过社会保障消除极端贫困造成的不幸。同年，还通过法案援助萧条区的经济发展，通过拨款建立贸易区，以优惠条件吸引各种企业到这些地区开展业务，但由于提供的数额小，效果有限。危机的爆发以及传统政策的失灵，呼唤一种可以替代剑桥经济学体系，能够重新解释危机原因和赖以制定新的对策的经济理论，这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便应运而生。
    凯恩斯生于1883年6月5日，曾在剑桥大学受教育。1908年应马歇尔的邀请，在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讲坛上他一遍遍地重复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赞美自由经济的完美和谐。他于1919年底发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举成为国际知名人物。1923年，凯恩斯在其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中第一次大胆地触及了传统的自由放任原则，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思想在这本书中初露端倪。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的终结》，提出改进资本主义的口号。但直到30年代危机，凯恩斯总是把经济方面的弊病归结为货币的不稳定性，总是在稳定货币，稳定物价上做文章。当危机波及英国时，凯恩斯更多的是充当教育家和劝导者的角色。他认为政治家“有耳无眼”，因此，他收集一切有关的信息，并使这些信息传到政治家的耳朵里。他把自己视作经济机器自动装置失灵时被召来修理机器的机械师。当劳合·乔治为兴办公共工程而四处游说时，凯恩斯与赫伯特·汉德森合写《劳合·乔治能做到吗？》以支持劳合·乔治的主张，首次隐约提到乘数论以及储蓄对投资的关系。当时德国纳粹为提高就业机会也在兴办公共工程。有笑话说，德国纳粹分子计划把弯曲的湖泊搞直，把黑森林刷白，在波兰走廊铺设亚麻油毡，这种传说似乎也增加了英国对就业问题的重视[（17）]。1930年，凯恩斯在谈到失业问题时说：“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半年以至一年内还将有100万以上的人失业，因此我认为，尽管有些冒险，一些激进的政策还是值得试一试的”[（18）]。凯恩斯积极鼓励投资，“如果你没有任何门路去花钱，那就雇人挖地洞，然后再把地洞填起来”[（19）]。1931年，他在一次有关失业问题的讲话中，妄加推断说：“要使你节约5先令，你就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反过来，要使你购买商品，你就会增加就业。按这一比例，1亿2千万英镑的财政赤字就可以解决英国的失业问题。”[（20）]
    然而，凯恩斯在论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以及失业问题时，只是零敲碎打。失业的进一步增加，传统理论和政策的失灵以及政府在危机面前的无能为力，促使凯恩斯对以往的经济学重新加以审视和思考：大英帝国为何会出现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的危殆局势？英国经济长期萧条的症结何在？如何才能使英国走上繁荣的道路？为了救治资本主义病症，凯恩斯开出了一个个药方，同时也一步步背离了正统的理论。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他对经济危机经过思索的成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