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商品化的后果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后果是，促使农村土地转移和阶级分化。土地转移是指土地买卖和用益权（使用权）的抵押，其实质是土地的商品化。土地私有权的确立和巩固，以及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土地价值，土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19世纪70年代，在印度形成土地市场，土地买卖和抵押加速。1890-1900年，马德拉斯每年平均出卖的土地数目和成交总额，较之1866-1867年度至1876-1877年度增加9倍（40）。在旁遮普，1866-1874年，年均出卖土地35000英亩，1880-1885年为64000英亩，而1890-1895年，则达到135000英亩（41）。与此同时，印度农民土地抵押债务迅速增长。1865-1867和1876-1877年间，马德拉斯的土地抵押借款的平均价值为70万卢比，而在1890-1900年度，则达到700万卢比（42）。在旁遮普，1868-1869年度抵押土地事件共130000起，而在1873-1874年度，则高达186000起（43）。
    抵押和出卖土地者首先是小农。抵押土地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出卖土地。小农抵押和出卖土地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债务。造成小农负债的主要原因有四：首先，因不足糊口的保有地，为生活而借债。主要是向地主、富农借贷粮食。通常以收获前6个月的最高粮价借贷，以收获后的最低价格偿还，有时要还几倍于借贷的粮食，条件十分苛刻。其次，为生产商品作物而借债。一般来说，小农地少且穷，没有资本种植商品作物，但因种植商品作物，易于出售获取现金，能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所以小农宁可从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和中介商那里取得预付款作为生产费用，到收获时按事先规定的价格向主人提供产品的一部、大部分或全部。由于小农又缺乏运输条件，所以一般在收获时，他们上交主人后多余的产品不是直接到市场上出售，而是在村里按低于市场价直接卖给中介商。因此小农得不到有利的价格，甚至赔本。第三，小农为缴纳田赋和地租而借债，而欠租往往以债务对待。第四，因天灾、人祸、婚丧嫁娶借债。总之，小农以生活借贷为主、生产借贷为辅。当然印度农村大农也借贷，但主要为生产而借贷。由于政府信贷不发达，所以私人信贷发展起来，主要是高利贷。放债的主要是地主、富农、商人、高利贷者。20世纪初，旁遮普等地出现了“农业经营者放债人”。印度农民的债务负债很重，而且不断增加。1923-1924年度，英属印度（包括缅甸）的农业债务为67.4亿卢比；1929年英属印度11个省的农业债务约80亿卢比（44）。1931年，印度的农业债务则达90亿卢比（45）。就地区而言，旁遮普省农民的债务，从1921年的9亿卢比增至1929年的13.5亿卢比，增加了50%（46）。另据M.L.达林的调查，1925年旁遮普自耕农的债务达7.5亿卢比，总的农业负债（包括永佃户、临时佃农和农庄仆人的债务）达9亿卢比；每个负债自耕农的平均债务为463卢比；只有17%的自耕农不负债（47）。孟加拉1929年的农业债务为10亿卢比；每个农业家庭的平均债务为160卢比；每人债务达31卢比（48）。孟买省1929年的农业债务总额为8.1亿卢比；持有土地的农户每户平均债务为570卢比；不负债家庭，在北古吉拉特为21%，南古吉拉特为23%，孔坎为29%（49）。农民的债务负担不仅表现为负债面宽、负债量之多，而且还表现为高利贷利率之高。据1929-1930年度孟加拉银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1929年孟加拉14个县高利贷的平均年利率为19-103%，其中最低年利率为12%，最高年利率为225%（50）。全印的情况大致相似：现金借款，平均年利12-36%；实物借款，平均年利25-100%（51）。这样高的利率，对大多数小农来说是还不起的，于是就用土地作抵押，进而出售土地。而政府又确保放债人的利益，高利贷者起诉索要欠款，地主起诉要求归还欠租，法院通常判决让农民出卖土地偿还。据印度著名社会活动家郭卡尔的估计，20世纪初印度全国有将近1/3的农民因债务失掉土地而变成“高利贷者的农奴”（52）。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和1943年饥荒期间，小农因债务而抵押和出卖土地的就更多。但是从19世纪后期起农民丧失土地的过程，一般来说，并没有引起直接生产者同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分离，而是以小农租佃的形式，在最坏的条件下同土地重新结合起来。
    除小农主要因负债丧失土地外，还有一部分封建地主也丧失土地。在英国统治早期，有一部分封建地主因缴不起田赋而被拍卖土地，孟加拉的一部分老柴明达尔丧失土地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在英国统治后期，有一部分封建地主或因家庭开支过大，或因送子弟去城市上学而出卖土地。
    接受抵押和购买土地者主要是商人、高利贷者和城市中等阶层；还有莱特地主和农民上层。为什么这些人从19世纪70年代起对土地发生兴趣？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土地私有权的确立和巩固，使土地获得了价值。印度土地由原始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是个渐进的过程。大体说来，从印度古代一直到英国统治印度前的莫卧儿时期，地权是在不同的人之间分割的，对同一个人来说，没有统一的完整的地权。英国统治印度以后，从18世纪90年代起至19世纪60年代止，先后进行了柴明达尔制、莱特瓦尔制和马哈尔瓦尔制的土地整理，初步确立各类土地持有者的所有权。19世纪60至80年代，除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地区以外，印度各地都编制了地籍册，重新修改了土地税率，普遍确立了各类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私有权的确立和巩固不仅使土地获得价值，而且为土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土地增值，地价上涨。英国为了使印度成为它的农业原料附庸，早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30年代，就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到了19世纪后期各类农民都种植经济作物。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经济作物的价格上涨，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而且地价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例如，1870-1890年，旁遮普的土地价格就增长了两倍（53）。更为重要的是，有了土地才能有农产品，而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谁拥有经济作物农产品，谁就可以获得较高利润。于是土地成了商人、高利贷者和货币积累较多的封建主有利的投资对象。第三，印度殖民地工业的低度发展，使商人、高利贷者和货币积累较多的封建主只好把资金投向土地。这些人往往通过以土地作抵押的放贷获得土地。1875年在德干地区进行的调查表明：高利贷者以土地作抵押放出的贷款占贷款总数的1/3（54）。19世纪60-70年代初，旁遮普落入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的土地，占出卖土地总数的45%（55）。到19世纪70年代末，在孟买萨塔拉州，耕地总面积中大约有1/3转入高利贷者手中（56）。
    农民的土地除逐渐转入商人、高利贷者手中外，还逐渐转入莱特地主和农民上层分子手中。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旁遮普出售的土地有55%转归“农夫”所有（57）。在孟加拉，1881-1882年度，50466个被出售的莱特佃农的田产当中，有一半以上转到另一些莱特（农民）手中（58）。
    土地转移使农村的土地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土地集中明显加强。这里以孟买、旁遮普、联合省为例。在孟买管区，1924-1925年度，12%的土地所有者占全区土地的86%，其余土地则分散在88%的所有者手里（59）。在孟买省，1952-1953年度，拥有不超过5英亩的土地所有者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53%，但只占全省土地的14%；与此相反，拥有25英亩（10.12公顷）或25英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只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8%，却占全省土地的40%（60）。
    旁遮普的土地集中也很明显。1924-1939年，旁遮普只有拥有50英亩以上土地的人增加了土地。据统计，拥有50英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百分比，由1924年的3.3%降为1939年的2.4%，而占有的土地在土地总面积中的百分比却由25.8%上升为38.8%（61）。就全省拥有25英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所有者占其总数的百分比，由1924年的8.1%降为1939年的6.3%，而占有的土地在土地总面积中的百分比却由46.2%上升为53.6%（62）。
    联合省土地集中的程度则令人吃惊。1948年联合省废除柴明达尔制委员会的报告说，联合省有200万地主，其中197万地主平均每人拥有土地4英亩。3万名大地主每人平均地产约有687英亩。全省耕地总数3580万英亩，而3万名大地主占有2060万英亩土地，也就是说，1.5%的大地主占有全省58%的农地。在3万名大地主中有390名最大的地主，平均每人占有土地21000英亩，占耕地总数的23%。在这390名最大地主中，有67名特大地主，每人平均占地71000英亩（63）。
    就全印范围讲，到独立初期，占全国农村人口15%以下的地主、富农占有印度农村85%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85%以上的贫雇农、中农仅占农村土地的15%。其中占农村人口25%左右的农户没有一寸土地，而占农村人口不到2%的地主却占有70%的土地（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