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个月内，苏联接连出现了趋于摆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改革尝试。新近解密的有关档案确认贝利亚是主要倡导者和主持者。为巩固和增强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优势，以及为苏联政权稳定而缓解社会紧张和改善国际环境，贝利亚实行了局部大赦、平反若干重大冤案、着手改革国家保安体制、开始否定个人崇拜、采取较公平的民族政策，并推动修改苏联对外政策，其中关于德国问题的处理是导致他迅速覆灭的关键因素。
    一
    从1948年至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和1951年至1952年的“明格列尔案”，到1952年10月紧随苏共十九大宣布的最高领导层大变动和1953年1月的“医生阴谋案”，这一系列惊人的事件都突出地表明， 斯大林去世时苏联政治的病态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倾向于通过调整和改革来缓解病态、避免灾难的潜在要求也随之滋长（注：斯大林去世前两三年，与多半以消极方式表现的民众不满情绪相应，苏联官方内部出现了比较积极、但甚为微弱的改革主张。它们在非常不利的国家政治环境中，采取了审慎地触动并试图曲折地修改斯大林模式的某些理论前提和基本政策的形态。其中之一，是隐约地针对斯大林据以推导并说明其治国模式绝对必要的“资本主义包围”论，提出欧亚众多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已消除了对苏联的资本主义包围。此外，同样被斯大林用来说明必须依靠国家集权体制高速发展军事-重工业的另一主要信条--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也遭到了怀疑甚至否定。一些蛛丝马迹显示，某些要人已在小心翼翼地提议改变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绝对优先地位，改变所有制形式的过于单一和经营管理权力的极端集中状态。不仅如此，有理由推测斯大林的基本对外政策--同美国及其北大西洋集团激烈对抗--也逐渐在高层内遭到怀疑，进而被认为是应当修改的。参见塔克《苏联政治心理--斯大林主义与斯大林之后的变化》Robert C.Tucker，The Soviet Political Mind：Stalinism andPost-Stalin Change，纽约1971年版，第94-96、 100页；列昂哈德著《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Wolfgang Leonhard ， The
    Kremlinsince Stalin，纽约1962年版，第37-39页；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斯大林去世提供了扭转恶化趋势的决定性机会，甚至历史必然性。有如著名的苏联学家罗伯特·C· 塔克所言，“斯大林主义政治秩序是一种个人体系。斯大林个人……是苏联政治的中心力量，整个苏联政治宇宙所环绕的太阳。因而，他的去世使莫斯科的内部政治形势一夜之间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斯大林之死必然意味非斯大林化”。（注：塔克：《苏联政治心理》，第190页。 ）在斯大林去世的短短几个月里，使苏联社会主义开始趋于逐渐解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种种事态，以堪称罕见的速度接连出现，其中包括：大致停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予以不指名的批评；通过宣布局部大赦、公开平反“医生阴谋案”等举措应急性地缓解社会紧张；着手改革国家内部保安体制；推翻“明格列尔案”和在一些重要的加盟共和国替换俄罗斯裔最高领导人，以此着手修改苏联的民族政策；在苏联及其若干东欧盟国实行经济“新方针”，以改变国民经济发展的病态模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停止反南斯拉夫运动并开始谋求苏南关系正常化。
    苏联在紧随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这些变化，既是苏联国家面对历史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作的自救性反应，又同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斯大林的极端专权及其晚年的病态政治心理，根本排除了某一名僚属单独继承绝对权力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去世后，克里姆林宫内关于权力分配和派别力量对比的漫长斗争不可避免，而此类斗争又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当时苏联政治的头号议程--改革斯大林治国模式的那些最直接、最严重的弊端来进行。改革所关乎的并非只是其内容问题，即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革除弊端，而且是其主持者问题，即由什么人或者什么派系主导改革，从而获得对于确立并巩固权力优势至关重要的政治主动和国内民望。关于改革内容的思想分歧和关于改革主持者问题的权力冲突相互交织，使得苏联政治在斯大林去世后大约两年里呈现出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复杂状况。这一时期的基本状况大致如下：对于一个已经占上风但优势并不牢靠的派别来说，最有助于它巩固权力优势的一个办法是带头改革斯大林模式，特别是抑制保安部门、废止滥捕滥杀、平反冤假错案和批评个人崇拜等。“在此，由于派系利益要求有一种快得令人不安的政策速度，就可能同整个政权潜在的保守倾向相冲突。然而，如果说将自己同非斯大林化政策联为一体符合暂占优势者的派别利益，那么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在当时反对这政策就符合对立一派的利益，直到其对手被搞下台为止，其间或许还同政权内部的极端保守分子结成联盟。”（注：塔克：《苏联政治心理》，第199页。）这里所说的暂占优势者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极端保守分子主要是莫洛托夫，而“对立一派”的领头者是赫鲁晓夫。
    在30年代大清洗后苏联最高领导层复杂的纵横捭阖当中，贝利亚作为保安部门负责人，同起初掌管苏共中央人事组织部门的马林科夫逐渐结成了特殊关系。他们怂恿斯大林制造“列宁格勒案”，由此铲除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影响日甚的最高层同僚，从而拥有了斯大林之下虽非牢靠、但仍属首屈一指的权势。在这两人中，贝利亚起着更关键的作用。在“列宁格勒案”以后的三年多里，马林科夫作为苏联第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和贝利亚的合作（注：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大才干和个性优柔寡断，他易于受贝利亚操纵。这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苏联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尤为重大。贝利亚的妻子后来回顾说，贝利亚“始终懂得一个格鲁吉亚人要在斯大林死后当领袖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亲近某个他能够利用的人--某个像马林科夫那样的人。”（注：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Amy Knight，Beria：Stalin's First Lieutenant，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第182页。）斯大林去世当夜， 核心圈子（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开会议决人事安排，贝利亚立即提议马林科夫出任当时权力最大的职务--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随即提议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且主张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单一的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注：奈特：《贝利亚》，第181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66-467页。）。已有的优势加之政治上的主动，使得这些提议未经争议便得以通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尤其是后者）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