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出于如前所述的那些政治原因，还是出于个人情感，贝利亚都强烈地倾向于否定斯大林及其一系列政策。滥施镇压导致保安部门坐大，斯大林对贝利亚便难免由宠信变为猜疑甚而恐惧。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斯大林借以实现其目的的手段都掌握在贝利亚手里。斯大林明白，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斯大林所指定的随便哪一个人，那末贝利亚也能够根据他自己的选择或主动去消灭某一个人。斯大林害怕自己会成为贝利亚可能选择的第一个人。”（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88页。）事实上，斯大林搞“明格列尔案”的初衷， 就在于借此打击甚或除掉贝利亚，制造“医生阴谋案”一定程度上亦有此意（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49-450页；奈特：《贝利亚》，第171页。）。贝利亚对这些很清楚。斯大林弥留和去世之际他那几乎不加掩饰的得意和怨恨（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57-461、464-465页；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Svetlana Alliluyeva ， Twenty Lettersto A Friend，第7-8页。），表明了他的内心。不过，对他来说， 变革主要不是为了泄愤和报复，而是出于政治利益，包括改变自己在苏联公众中的形象（注：贝利亚“深知国内多数居民对他的态度。对人民来说，他是斯大林的丑陋弄臣、刽子手。”参见鲍里斯·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继承人的斗争》，中译件由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研究员提供，在此谨表谢意。以下所引俄罗斯档案及其中译件均同于此，不再一一注明。）和加强自己的权力优势，同时为整个苏联政权的安全而缓解社会紧张和外部危险。贝利亚的大多数主席团同事都想摆脱斯大林那种极端高压和任意妄为的统治，实行某种开明化，但贝利亚将此推进得比他的同事们希望的更远（注：奈特：《贝利亚》，第184页。）。
    二
    斯大林去世后头几个月内苏联的政策变动和改革措施，大半源于贝利亚在马林科夫支持下采取的主动。他曾向米高扬谈了自己的主要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内务部应当缩减，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保卫机关，而是对我们进行监视的机关。”（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3月9日，在斯大林葬礼上讲话时，他和马林科夫非同寻常地提到要保证每个苏联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人身权利（注：他们还强调苏联国家的多民族性质，示意发展消费品生产和缓解东西方紧张局势，并且很显著地降低了颂扬斯大林的调门。参见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50-53页；奈特：《贝利亚》，第182页；科恩：《重新思考苏联经验》，Stephen F.Cohen，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纽约和牛津1985年版，第 103页。）。3月26日，他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有关报告， 导致了第二天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局部大赦令，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刑期5年以下者， 所有因为“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和军人犯罪”而被判处徒刑者，所有有10岁以下子女或怀孕的女囚犯，所有少年、老年和身患绝症的囚犯，判刑5 年以上的其余囚犯则刑期减半（被判“反革命罪”、严重贪污罪、抢劫罪和杀人罪者除外）。该命令还根据贝利亚的建议，宣布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有必要依照宽容和从轻发落的原则进行修改（注：贝利亚关于必须实行大赦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请示报告，1953年3月26日， 载于俄罗斯《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 Documents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发行，伦敦1956年版，第13-14页。）。由于这项举措，在全苏总共2 526 402 名犯人中，约100万人获得自由， 其中大多数无疑是无辜入狱和轻罪重判者，尽管仍有大量无辜者（包括斯大林时期无数政治冤案的所有尚存的直接受害者）依然身陷囹圄。在贯彻过程中，不少危险的重罪刑事犯也被一并释放，后来一些高度赞扬赫鲁晓夫的苏联著述则断定是贝利亚的阴谋，旨在借口应付由此而来的治安问题，将斯大林去世后他立即下令开进莫斯科等城市的内务部部队留驻下来，或者利用社会不稳提供的机会重施高压政治（注：R.麦德维杰夫和Z.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掌权岁月》Roy Medvedev and Zhores Medvedev ， Khrushchev ： TheYears in Power，纽约1975年版，第9页； 阿朱别依：《赫鲁晓夫执政十年》（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4-75页。）。第一种解释或许可信，但把它当做贝利亚搞局部大赦的首要甚或惟一动机，未免偏狭。
    紧接着，贝利亚麾下的内务部于4月5日宣布，所谓以恐怖主义方法谋害苏联领导人的“医生阴谋案”纯属捏造，所有因此案被捕的人员予以平反，负责捏造的两名高级官员--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切夫和副部长留明已被逮捕（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15页。）。这一大冤案的平反系贝利亚所为，而且是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争取到公开发布平反公报。事实上，早在3月中旬他就下令复查此案， 并在当月释放了案犯（注：贝利亚关于成立侦查小组复查一些特别重要案件的命令，1953年3月13日； 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医生阴谋案”被推翻是30年代以后斯大林政治恐怖渐被否定的开端。苏联政府由此第一次公开承认和谴责了国家保安部门最高层存在着肆意践踏法制的严重状况，并且开始把消除这种状况的问题提上国家政治议程。《真理报》当时就“医生阴谋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政府公布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也史无前例地加上了这一内容（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17-18页；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5-66页。）。与“医生阴谋案”的平反大致同时，“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格鲁吉亚地方工作人员案”、“空军及航空工业部工作人员案”亦经贝利亚下令进行的复查而被推翻（注：贝利亚关于成立侦查小组复查一些特别重要案件的命令，1953年3月13日；贝利亚关于复查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有罪判决案的命令，1953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