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天，贝利亚即着手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注：奈特：《贝利亚》，第184页。），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首先是规模极其庞大、权力几近无限的内务部将其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仅1953年3月间，就有近30 个这样的大单位被转拨出来，包括远北建设总局、古比雪夫水电站建设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等（注：贝利亚关于将苏联内务部所属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移交其他部给马林科夫的请示报告，1953年3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1953 年3月18日；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稍后，同样出于贝利亚的创议，庞大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犯营（注：贝利亚关于将劳动改造营转交司法部管理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3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1953年3月2 8日；奈特：《贝利亚》，第184页。）。有档案文件表明， 在其遭遇政治覆灭前10天，贝利亚准备提议“因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并且已正式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要求严格限制内务部长特别会议（即内务部审判庭）职权的报告，因为这个在30年代大清洗初期设立、以后又多次被赋予更大权力的非司法机关广泛地滥用权力，制造假案（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贝利亚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特别会议权力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6月15日。）。作为保安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贝利亚还下令严禁内务部机构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所有办案人员“今后如果再破坏苏联法律，将严惩不贷”，直至将肇事者甚至其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注：贝利亚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的命令，1953年4月4日。该命令还陈述了保安部门以非法手段大搞逼供的情况：“国家安全部机构在侦查工作中有严重曲解苏联法律，滥捕无辜苏联公民，纵容假侦查材料，广泛采用各种拷问手段--残酷殴打被捕人员，昼夜不停地背拷双手，某些情况下竟持续数月，长期不许被捕人员睡眠，将被捕人员赤身关在寒冷的单人牢房等现象……这种极其残酷的‘审问方法’导致许多无辜被捕人员被侦查搞得体力不支，精神郁闷，其中某些人已丧失人的面目。制造伪证的侦查人员乘被捕人员处于这种状态，偷偷将事先炮制的关于反苏和间谍-恐怖活动的‘供词’塞给他们。”）。此外，他还建议重新界定“反革命罪”这一概念，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30年代至40年代的此类案件），为蒙受冤屈者宣布平反并予以精神和物质补偿（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
    不论其个人报复心和政治野心如何，贝利亚还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包括在节日游行中展示或在企业、机关及团体建筑物悬挂他们的肖像（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奈特：《贝利亚》。）。他甚至搜集了揭露斯大林与捏造“医生阴谋案”相牵连的文件，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专门房间里阅读（注：奈特：《贝利亚》，第 185-186页。）。多半与他的促进相关，3月27日《真理报》以非常显著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的“现代意识”。近20天后，该报再次载文强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成员集体解决，“个人作出的结论总是、或差不多总是偏狭的”。与此相应，斯大林葬礼过后其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前几年里每天每页40次至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自1953年4月起难得再提其姓名。 此类变化很大程度上出自贝利亚的指示（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3-66页。）。到当年初夏，苏联头号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已开始启用“个人崇拜”这个政治术语来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注：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Roy Medvedev，Khrushchev，纽约州加登城1984年版，第64页。）。
    在民族政策的修改方面，贝利亚是苏共中央推翻斯大林多半针对他搞起的格鲁吉亚“明格列尔案”的鼓动者，也是在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由当地民族出身的高层官员替换俄裔领导人的主持者。促使他这么做的不仅是对斯大林的泄愤心理，而且还有这么一种明确的认识，即在苏联非常广泛、非常严重的民族歧视或民族强制问题中包含着巨大危险。例如，在苏联于卫国战争前不久兼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战争结束后的局势仍很紧张，对移植斯大林模式进行的抵制导致数以万计的居民遇害。虽然到斯大林去世时有组织的反对已大致被消灭，但贝利亚知道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愤懑迟早还会爆发出来（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医生阴谋案”宣布平反后仅5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贝利亚推动下通过决议， 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粹出于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把手的俄罗斯人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裔最高层领导人的措施，并且批判他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以便让当地民族对本加盟共和国的事务有较大影响（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7-68页；奈特：《贝利亚》，第188-190页。在替换俄裔领导干部方面，贝利亚先从他自己属下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机关做起。参见贝利亚关于白俄罗斯内务部机关民族干部成分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1953年6月8日。）。贝利亚还着手纠正斯大林在世时给某些非俄罗斯民族或其部分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强迫性集体迁徙，从供本文写作之用的档案材料来看，他深切地感觉到这种迁徙所包含的极端不公正及其引起的强烈不满（注：贝利亚关于成立复查强行将苏联公民从格鲁吉亚迁移案件委员会的命令，1953年3月13日； 贝利亚关于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4月11日第1007-430CC号决议，复查苏联前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从格鲁吉亚领土上强行迁移的公民案件程序的命令，1953年4月14 日；贝利亚关于苏联的德意志族人的状况的匿名信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附函，1953年5月27日。）。或许可以说， 斯大林去世后短时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而言，苏联政策史上鲜有可比者。甚至其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倒是正确的”（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76-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