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内苏联外交方面的重要变化亦同贝利亚密切相关。60年代就有著作推测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特别倾向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近年解密的档案资料更加肯定对外政策变更的动力首先来自贝利亚。按照苏联30年代起就有的一种做法--由内务部系统而非外交部来进行某些重大外交行动，贝利亚谋求通过自己的秘密渠道商谈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份给南共联盟第三号领导人、南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兰科维奇的一份便函，内容为贝利亚委托持函者告诉兰科维奇并转告铁托：贝利亚及其朋友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善苏南关系；如果兰科维奇和铁托同意这一观点，便可为此指定全权代表，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举行秘密会晤。他期望的苏南接近远远超过他的大多数主席团同僚（特别是负责外交的莫洛托夫）当时的愿望，后者“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如同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奈特：《贝利亚》，第186页。 关于莫洛托夫在重建苏南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参见时殷弘《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30-131 页。）。尽管如此，苏联的反南运动随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当南斯拉夫驻苏代办按照外交惯例，同一批外国外交官一起就斯大林去世向苏联副外长马立克表示悼念时，后者一反常态，主动同他握了手。“这的的确确是件大事”（注：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页。）。随后，在苏联官方颁发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宣传口号中，几年来惯常的反南口号不见了，苏联报纸也不再登载反南文章，尾随苏联反对本国政府的南斯拉夫在苏流亡者刊物则销声匿迹。5、6月间，苏联政府主动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互换大使，恢复苏南决裂后即在事实上降格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280页； 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 第 101 页；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年第8卷，华盛顿1988年版，第1352页。）。总的来说， 这些促进苏南关系趋向基本正常的动作同贝利亚的意向密切相关，尽管其力度不及他希望的那样。
    在个人权力欲和有关苏联国际处境的大局考虑的双重因素驱动下，贝利亚作了一项最具政治冒险性的政策变更尝试，那就是在东德推行“新方针”，甚至可能试探在德国中立化的条件下两德合并，亦即如同他后来被指控的那样“牺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非常清楚，对于随移植斯大林模式而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现状，东德民众严重不满。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的通报，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东德逃到西德的人数共计45万，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经数天会议产生了一个文件--《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它体现在停止实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和消灭私有资本的政策、确保公民个人权利和改善法制、通过复查以纠正冤假错案等具体措施上。这个文件就是由贝利亚起草和签署的（注：奈特：《贝利亚》，第191 页。）。他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用他当时的话说，苏联“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对主席团同僚们声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对于苏联也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对此，莫洛托夫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强调放弃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将使其他东欧国家迷失方向，导致它们对美国屈膝投降（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参见《葛罗米柯回忆录》Andrei Gromyko，Memoirs，伦敦1989年版，第316页。）。按照多半出自东德高级官员的传说，贝利亚当时暗中筹划更换东德领导人，图谋通过与东德保安部门关系密切的统一社会党内“改革派”来扳倒倾向于守旧的一号人物乌布利希（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70-71页；奈特：《贝利亚》，第192页。）。 统一社会党中央于6月9日决定变更一系列政策，并以党中央和政府分别发表公报的方式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 年）》，第154-159页。）。但是，这些措施同苏联建议的精神相比仍打了折扣，特别是未对怨艾甚深的工人作出经济上的抚慰，结果引发了当月的大骚乱。骚乱爆发后，苏联驻德代表据说按照贝利亚的指示，曾要求东德政府采取怀柔对策，未同意东德领导提出的立即出动驻德苏军加以镇压的请求（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71页。）。鉴于从1950年起，苏联一直保留有用德国统一和中立化来交换西德不重新武装的余地，加上东德先天不足使其长久的独立存在深刻的困难（注：乌拉姆：《扩张和共处--1917至1973年的苏联对外政策》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Soviet Foreign Policy，1917-1973，第2版，纽约1974年，第507-509页； 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 Kovrig，Of Walls and Bridges：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和伦敦1991年版，第54-55页。），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1953年7 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责刚被逮捕的贝利亚试图创立一个统一、中立和“资产阶级的”德国似非信口雌黄，何况苏联当时确需寻求突破口，以便能通过同西方的谈判来实质性地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欧洲的处境。无论如何，骚乱爆发后贝利亚关于东德问题的言行成了众矢之的，甚至马林科夫也不免将他视为祸端。在苏联最高领导成员中间，这位为人狠毒、权势炽盛的保安部门首领早就引起了强烈的忌恨和恐惧，他主持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尤其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更换不同民族成分的领导人方面）又导致了包括马林科夫在内的上层领导人的严重不满和猜疑（注：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76-477页；参见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德问题使他彻底孤立起来，成为他迅速覆灭的一个关键因素。
    根据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对贝利亚作了仔细的研究之后，美国学者阿米·奈特如此总结贝利亚的改革尝试：
    虽然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采取了一种较为开明的路线，但只是近来，由于前面援引的那些文件公诸于世，他大胆主动的程度才完全大白于天下。他在提倡广泛的改革，如果它们取得成功，本来不仅会改变苏联制度的性质，还将为苏联集团的部分解体开辟道路。当然，贝利亚并不像他的同事们后来声称的那样想复辟资本主义。他也不想引进真正的民主。但他确实认识到急需背离严厉刻板的斯大林主义，急需依凭实际，从意识形态信条实行后撤，采用对公众有吸引力的政策。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大多数同僚更讲求实际，更具前瞻眼光。赫鲁晓夫本人后来也采用了贝利亚的某些纲领，包括非斯大林化，这表明他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理解苏联制度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实行某种改革。但是，贝利亚在推动改革方面似乎太性急了。而且，他未预料到突然的开明化会在东德造成的破坏稳定效应。东德危机给赫鲁晓夫提供了纠集力量来反对贝利亚的口实。（注：奈特：《贝利亚》，第193-194页。）只要充分考虑到贝利亚尝试改革的个人权势利益动机，并且对上述话语中的某些意识形态概念及价值取向作出批判性理解，便可以认为这番总结大抵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