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目前在西汉史分期上的混乱状况，不利于从整体上认识西汉史。鉴于此，本文在前人对西汉史进行分期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西汉史分期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根据对西汉政治、经济、文化演变的综合考察，西汉史可明显分为三个时期六个阶段：
    （一）西汉前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1年）
    这包括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在位期间，是西汉帝国建立与巩固，社会、经济、文化恢复发展时期。这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高祖元年至高后八年（前206年至前180年），是西汉建立和奠定发展基础阶段。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入关灭秦。随后入关的项羽， 自恃兵力强大，撕毁“先入定关中者为王”〔5〕的定约，改封刘邦为汉王， 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市），汉政权开始建立。接着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消灭项羽，正式称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汉帝国正式建立。刘邦称帝后，在吕后的辅佐下，相继消灭了在楚汉战争中形成的一批军事实体--拥兵自重的异姓王，同时分封同姓王替代他们在各地的统治，初步巩固了刘氏天下。
    刘邦称汉王时采用楚制，称帝后改用秦制。“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6〕确立了汉代的政治体制。
    高帝一方面继承秦制，另一方面鉴于秦亡的教训和为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对秦的暴政进行改革。在政治上刑罚较宽简；经济上实行以“轻徭薄赋为主要内容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社会经济开始恢复；文化上改变了秦代法家思想占统治的地位，“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7〕，重新实行比较开放的文化政策， 使先秦学术思想得到复苏，重新活跃起来。
    惠帝、高后继续奉行高帝时的政策，特别是曹参继萧何为相国，不仅“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还进一步推行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无为政治，“载其清净，民以宁一”〔8〕。 惠帝时还“除挟书律”〔9〕，吕后时又除“妖言令”〔10〕， 为文化复苏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这阶段虽然出现了“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但仅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而且高后一死，诸吕势力很快就被铲除，刘氏政权并未夭折，社会发展未受波及，正如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1〕西汉至此社会秩序已安定，经济已恢复。
    第二阶段，文帝前元年至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是西汉统治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阶段。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景帝时政治上一方面实行无为而治，刑政更加宽简。文帝时“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12〕，还废除了断残肢体的肉刑，代之以笞刑。景帝时又进一步减轻笤刑。另一方面鉴于同姓王势力日益强大，逐渐构成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开始设法削弱诸侯王势力，文帝时，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13〕的建议，将齐、淮南分成若干小国。景帝时实行晁错提出的削藩政策，借故大削诸侯王封地，促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息后，景帝“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14〕，王国失去了原有的相对独立性，西汉帝国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
    文景时，经济上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文帝时，田租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曾有十几年全部免租，算赋由120 钱减至40钱，徭役每三年才征发一次。景帝时，将始役年龄由十七岁推迟至二十岁，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文帝时就已是“海内富殷”〔15〕。
    文景时，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由于统治者的极力提倡，使属于道家的黄老学说在这阶段的学术思想中更占优势地位。同时，其它各家学说也在发展，特别是儒家地位正在逐渐提高。文帝时，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16〕，并开始征用文学之士为官；景帝虽不任儒者，但儒学在民间广为流传。西汉前期又一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这不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简单重复。这时期各家虽仍互相批判、排斥，而更多的是互相渗透、吸收，都力图使自己的学说成为新的统一帝国的统治思想。西汉前期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成书于文景时的《淮南子》就是这时期既综合道家各派并以此为主，又融合法、儒、阴阳等各家的理论结晶。科技特别是数学、医学在这时也有所发展。
    （二）西汉中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49年）这包括武帝、 昭帝、宣帝在位期间，是西汉帝国强盛、繁荣时期。这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武帝建元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40 年至公元前87年），是西汉帝国发展至鼎盛的阶段。
    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富庶的景象：“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这繁荣中潜伏着严重问题：“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17〕
    “雄才大略”〔18〕的汉武帝即位后，“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一改其前任帝王的“无为”之治为积极有为，“外事四夷，内兴功利”〔19〕。在政治上对内通过采取削弱王国势力、抑制地方豪强、改革选官制度、削弱丞相权力、加强中央军队和严密刑法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制趋向完备。对外通过频繁的军事、外交活动，积极经营周边，击百越、匈奴、朝鲜，通西域、西南夷，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
    汉武帝在经济上为适应有为政治需要，推行了改革币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集中财政、剥夺商人财富的措施，借以抵制日益增长的商人势力和增加财政收入，“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汉武帝又打破汉初以来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起用部分大商人主持财政，“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官僚、商人从此合流，汉武帝也更为奢侈，“宫室之修， 由此日丽”〔20〕。
    汉武帝在思想上为适应有为政治的需要，接受董仲舒“《春秋》大一统”〔21〕的思想，“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22〕（亦就是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从思想上进一步巩固统一帝国。董仲舒的思想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先秦诸子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综合， 而汉武帝实际推行的则是“霸王道杂之”〔23〕的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
    汉武帝时文学、史学、艺术、科技等都有很大成就。汉赋兴旺发达，产生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等不朽名篇，司马迁《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太初历》是中国古历法中的一座丰碑。汉武帝时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取得突出成就。“丝绸之路”畅通，密切了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关系，与日本的交往正式见于史籍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自武帝灭朝鲜，使译通于汉者三十许国”〔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