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完成辉煌事业的同时，耗尽文景以来府库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其统治后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西汉帝国出现了由盛转衰的趋势。但在经历了农民起义、太子起兵等一连串事件后，武帝追悔往事，颁布《轮台诏》，哀痛自责，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25〕，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扼制了西汉帝国衰落的势头。
    第二阶段，汉昭帝始元元年至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86年至公元前49年），是西汉帝国继续发展的阶段，史称“昭宣中兴”。
    由于汉武帝晚年的醒悟与转变，使西汉帝国并未从此就迅速由鼎盛转向衰落。他的后继者昭宣两朝采取“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6〕的政策，使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西汉帝国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国力。
    昭宣时，政治上继续采用“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他们十分重视吏治，严格地方官吏的选举，于是出现了像渤海太守龚燧、颖川太守黄霸这样的“循吏”。“汉世良吏，于是为盛”〔27〕，“龚黄”则成为后世为官的楷模。他们还重视平理刑狱，昭帝时曾颁布特赦令，宣帝则设“廷尉平”，专门协助廷尉决疑案，平狱。宣帝时相继平定西羌叛乱，设置西域都护，汉匈关系融洽。
    昭宣时，经济上屡次下令减免田租、口赋及其它杂税，颁布赈贷种、食和免债令。昭帝还颁布过“令民得以律占租”〔28〕的法令，宣帝还下令禁“擅兴徭役”〔29〕，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充实”〔30〕，“天下殷富”〔31〕。
    昭宣时，文化上进一步尊崇儒学。宣帝曾“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称制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32〕。
    （三）西汉后期（公元前48年至公元8年）
    这包括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在位期间，是西汉帝国衰亡时期，这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元帝初元元年至竟宁元年（公元前48年至前33年），这是西汉帝国转向衰落阶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元帝》七：“汉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断，然而无所伤于天下，石显仅逞于异已，而恶不及于民，国之元气未斫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凤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为篡轼之阶，然非元帝之宠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凤以大权，而帝无遗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有些学者据此认为西汉后期不应从元帝开始，而应从成帝开始。他们忽视了王夫之紧接上文所说的话：“虽然，其所自来，抑岂非元帝隐伏之咎肇于不测哉？”西汉帝国的衰亡是不能直接归咎于元帝，但西汉向衰亡的转变则直接源于元帝，所以西汉的衰亡时期应从元帝算起。
    早在元帝为太子时，其父宣帝就曾指出：“乱我家者，太子也”。元帝“柔而好儒”〔33〕，继位后“颇改宣帝之政”〔34〕，“征用儒生，委之以政”〔35〕，“自是之后，汉无刚正之士”〔36〕。变对豪强的抑制为怀柔，“孝宣之业衰矣”〔37〕。不过西汉这时还有力量帮助匈奴平息内乱，恢复和亲。
    元帝即位之初，“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各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社会经济已开始衰退。不过元帝时还采取“省禁苑以予贫民”，“转谷振贷穷乏”〔38〕等措施，力图挽救经济的衰退。
    第二阶段，汉成帝建始元年至孺子婴初始元年（公元前32年至公元8年），这是西汉帝国败亡阶段。
    成帝“湛于酒色”〔39〕，外戚王氏逐步控制朝政，王凤及王氏五侯“争为奢侈”〔40〕，统治日益腐败。哀帝昏庸，宠幸董贤，一次赏赐土地2000顷，甚至想让位于他。平帝年幼无知，政权完全控制在王莽手中。王莽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不久由假皇帝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西汉后期逐步形成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新豪族地主势力。被汉武帝打击过的商人势力又重新抬头，一些富商的资财，“皆巨万矣”〔41〕。他们既可做官，又能兼并土地。官僚则通过贪污或皇帝赏赐成为巨富，以兼并土地，兼营商业。如成帝的经师、关内侯、丞相张禹，屡受赏赐，“前后数千万”，“内殖贷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42〕。豪族地主无限制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愈来愈多，有的成为流民，有的成为奴婢。元帝时官奴婢有10余万，私奴婢则更多。成帝诸舅王谭、王商等拥有僮奴各以千百数。西汉统治集团的腐败和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使广大人民的生活处于绝境。哀帝时鲍宣曾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43〕。为求生存，各地农民、奴隶奋起反抗，震撼了西汉统治，为王莽代汉提供了客观条件。
    西汉后期统治者亦曾采取一些减赋、振贷、省减诸用等措施以延缓西汉的衰亡。由于当时“天下无兵革之事”、“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44〕。另外，西汉后期统治者仍重视发展文化。“元帝多材艺，善史书”〔45〕。“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太学）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46〕。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指意，录而奏之。哀帝时，刘向之子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47〕。刘向撰有《别录》，是我国目录学的始祖，还是文学家、思想家。刘歆不仅发展了目录学，还是古文经学的开创者和天文学家。王莽执政时曾立古文经博士。西汉后期还有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扬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