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1年7月初，朝鲜战争陷入僵持状态。 美国和法国的高层都忧虑朝鲜停战会使中国有可能把力量分散到印支。法国人已要求再次举行由美、英、法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防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51年5 月在新加坡召开），以确认北越是东南亚共同防务的关键。
    1952年1月，美、英、法三方第二次军事会谈在华盛顿举行。 会谈达成了三点重要协议：其一，确认北越和印支是东南亚防务的关键；其二，决定建议各自政府，由三国共同向中国发出警告，对东南亚的“侵略行为”将导致三国的“某种报复行动”、这种报复行动“不一定局限于遭侵略的地区”；其三，同意一旦中国“入侵”印支，这将意味着三国同中国的战争。（注：FRUS,1952～1954,vol.8,p.1～16.）
    很明显，三方军事会谈所达成的协议把准备同中国在印支进行另一场有限战争提到了美国决策者的议程上。2月中旬，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研究组和国务院基于三方军事会谈的建议，共同草拟了第124 号文件（NSC 124），对美国的印支政策作了全面的重新评估， 并提出了总精神：防止中国“入侵”，而一旦发生“入侵”，将应付之。如果说1950年的NSC 64文件所确定的印支政策较笼统地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那么NSC 124文件使这一政策的目标更具体、更明确地指向了中国。
    1953年1月21日，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此前， 杜鲁门政府主要内阁成员与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交接工作会谈。其中，艾奇逊谈到了印支局势。他强调“防止印支落入共产党手中”的重要性，但不无遗憾地指出，美国没能成功地使英法两国同意，一旦中国武力干涉印支，三方应采取军事行动。艾奇逊说：“这是新政府必须准备做的紧急事情”（注：FRUS,1952～1954,vol.8,p.298.）。杜鲁门则告诫艾森豪威尔， 有必要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 注：Harry Truman,Memoirs,Year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2,New Jersey:1956,p.514.）艾森豪威尔明确地表示， 他的政府不但会继续杜鲁门政府在印支的反共反华政策，而且还会强化这一政策。
    艾森豪威尔上台不久，就以“多米诺骨牌”形容印支对“自由世界”的战略重要性，断言：“失去印支的可能后果对自由世界是无法估量的”（ 注：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Eisenhower,1954.p.381～390.）。他准备以新姿态、 新方法“遏制”共产党人在东南亚的“扩张”。
    1954年3月， 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军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同法国殖民军在越南西北地区的战略重地--奠边府展开了印支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战。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了显示其反共反华新姿态和新方法的机会。
    3月底，美国邀请了法国总参谋长伊利访问华盛顿， 讨论奠边府战役问题。访问期间，伊利告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法国人关注的是中国干涉的可能性，指望美国空军给予保护。美国人立即给予了答复：“如果法国政府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我们的政府又予以批准，350 架飞机就可从航空母舰出发，在两天内投入战斗”。（注：Arthur W.Radford,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California:1980,p.394.）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还密谋对中国施行牵制战术。鉴于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国会和公众同意美军直接到印支参战，艾森豪威尔原则上认为，美国不卷入印支战斗，但他并不完全排除“如果有把握取得决定性胜利，就采取一次性打击的可能性”。杜勒斯提出，延缓中国在东南亚“扩张”的较佳办法，也许是从台湾以及中国沿海地区对中国进行骚扰，因为在美国的现有条件下实行这样的行动比到印支作战更有准备。艾森豪威尔认同了杜勒斯的意见。（注：FRUS,1952～1954,vol.8,p.1150.）
    但是，正如尼克松（当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副总统）所回忆的，“关于奠边府形势的报告经常变化不定，因而我们每天的态度也总随战争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注：尼克松著，伍任译：《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商务印书局1978年版，第198页。）3月29日晚，杜勒斯在纽约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了《红色亚洲的威胁》的演说，公开提出“联合行动”概念。联合行动的意图是“使印支冲突国际化或扩大支持战争的基础”，而其核心内容则是要求英、法、澳、新等盟国（还包括菲律宾和泰国）对美国向印支法军提供海空支援或派遣美军参战给予支持，并在人员和物资援助方面分担责任，以避免出现如朝鲜战争那样的情况--美国提供了90%的兵力。杜勒斯将“联合行动”公诸于世，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通告盟国，他的一个主要目的还在于向中国发出警告。
    紧跟美国政策的盟国澳、新、菲、泰等国陆续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但美国的最重要盟国英国却不肯点头，生怕发生另一场朝鲜战争；而法国“心理上已严重处于防御状态”。4月3日，法国驻美大使明确地告诉杜勒斯，法国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日内瓦和谈会议上。（注：FRUS,1952～1954,vol.8,p.1226.）
    4月11日，杜勒斯同英国外相艾登进行非正式会谈， 冀望争取英国人对美国政策的支持。杜勒斯说，奠边府之战已到了关键阶段，参谋长们已提议美国海空部队应介入印支战争。他认为，美国在这件事情上不应单独行动；希望形成的暂时性联合以后可以发展为东南亚防务组织，而且“这一联合本身可以对中国产生威慑作用，制止它继续卷入印支以及通过显示我们的团结，加强我们在日内瓦的地位”。艾登表示欢迎在东南亚建立集体防务组织的想法，但强调，英国政府准备致力于同苏联和中国政府的谈判，因此，日内瓦会议前任何联合干涉、军事行动或发出警告之类的问题都要三思而后行，况且他不相信纯军事行动可以挽救印支局势。（注：Anthony Eden,Memoirs-Full Circle,Boston:1960.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