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 杜勒斯前往巴黎再次与英法外长讨论“联合行动”问题。法国外长皮杜尔提出，法国政府希望使用美国的B-29重型轰炸机来帮助法国实施“秃鹫行动计划”，力争在和平谈判前取得优势地位。杜勒斯即表同意，并紧急转告艾森豪威尔。（注：FRUS,1952～1954,vol.8,p.1374.）杜勒斯还将此事告知艾登，说：如果英国同意，他将建议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使用美国海空力量。可是艾登认为，即使空中打击也于事无补，如果出现像朝鲜战争那种规模的干涉，恐怕事情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可能又发现自己在错误的地方、卷入了对付错误的敌人的错误战争中”。（注：Anthony Eden,Memoirs-Full Circle, Boston:1960.p.114.）
    于是，杜勒斯企图在不直接征询英国政府意见的情况下强行代表美、英、法等国发表联合声明，以表达“制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及为此将逐渐采取军事手段的共同愿望”。英国政府对此深感不满，并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立即告知杜勒斯和皮杜尔，英国不接受发表联合声明的建议，因为“如果英国同意这一建议，我们就要支持美国直接干涉印支战争，而且可能将来还要支持美国对付中国大陆的行动”。（注：Anthony Eden,Memoirs-Full Circle,Boston:1960.p.119.）
    美国已为奠边府法军准备好了60架B－29重型轰炸机， 正在马尼拉待命出发。（注：Anthony Eden,Memoirs-Full Circle,Boston:1960.p.112.）但美国决策者不能不顾虑，如果没有得到英国的首肯就立即进行干涉，将会使英国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系紧张化，而令日后的美英合作和欧亚合作变得困难重重。这样，美国筹划的军事“联合行动”因英国的反对而落空。
    三
    召开日内瓦会议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的建议是苏联在1953年9月首先提出。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 积极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希望缓和两大阵营在远东地区对抗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马上予以呼应。
    1954年2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柏林召开的苏、美、英、 法四国外长会议上再次提议举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和平会议，专门解决亚洲问题。
    美国采取了断然拒绝的立场，认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会议，无异于承认新中国。但英国和法国却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和平会谈来解决远东问题。柏林会议结束时，四国外长同意于4月26 日在日内瓦举行四大国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谈会议，主要讨论朝鲜和印支问题。
    然而，美国很不甘愿印支出现“妥协的和平”，日内瓦会议正式讨论印支问题前，一直在鼓动和大规模支持法国加强在印支战场的军事攻势。杜勒斯声称，如果不能在战场上打败对手，日内瓦会议就不会有可接受的结果。（注：William Gibbons,the U.S.Government andtheVietnam War（PartⅠ），Chicago:1996,p.166.）但事与愿违。在日内瓦会议进入讨论印支问题阶段（5月8日）的前一天，越南人民军攻克了尊边府，法军在军事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感到，日内瓦谈判对于法国和“自由世界”是很不利的，不啻把印支拱手让给共产党人，而以强硬的对抗手段“阻止中国干涉印支”才是解决印支问题的关键。在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支问题的同一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决定， 不接受任何停火协定。 （注：FRUS,1952～1954,vol.8,p.1507～1509.）
    6月12日， 法国国会因印支战争迟迟不能结束而对拉尼埃内阁投了不信任票，拉尼埃政府解散。6月17 日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当选法国总理，宣称“4 周内如不实现停战就辞职”（注： WilliamGibbons,the U.S.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PartⅠ），Chicago:1996,p.240.）。在法国政府危机期间，美国企图趁机中断会议。杜勒斯通知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代表史密斯：政府的立场是，“中断会议最符合我们的利益，但在这关键时刻，不要给法国人造成一种印象，即法国已被美国和英国抛弃”（注：FRUS,1952～1954,vol.16,p.1146.）。
    英国人在日内瓦会议上自有一套想法和建议。丘吉尔和艾登都认为，如果美国坚持军事干涉印支，将会刺激中国人采取同样的步骤，从而导致中美战争，以至世界大战。他们比美国人更加相信，在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中国人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英国决策者向美国人提议，把类似日内瓦会议的五大国会议作为解决远东问题的核心机制。而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们考虑提出“划线分治”方案，即在越南北部建立中国“势力范围区”，在越南中部建立缓冲区，在越南南部建立法国和美国保护区。（注：FRUS,1952～1954,vol.8,p.1459.）丘吉尔和艾登表示，如果和谈失败，才对“联合行动”作打算。杜勒斯一直就对邀请中国参加大国会议忿忿不满，英国人要把五大国会议作为日后讨论和解决远东问题的主要机构，显然不能让他接受。对于英国人“分治”的方案，杜勒斯断定，无论共产党人是否同意分治，他们都会提出所有外国军队撤出印支，然后进行选举，如此一来，“自由世界”将失去整个越南。
    6月24日，丘吉尔和艾登飞往华盛顿访问， 主要目的“是劝服美国政府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给予法国人一个在日内瓦解决〔印支问题〕的机会”（注：Anthony Eden,Memoirs-Full Circle,Boston:1960.p.148.）。五天后（6月29日）， 杜勒斯和艾登达成了有关印支停战条件的协议。这些条件包括7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2、4点， 即“至少保住半个越南，如果可能，还包括红河三角洲地带，争取在洞海以西（18度线）划界”和日内瓦协定不能包括“有可能导致所得地区丢失给共产党控制的任何政治条款”。（注： Anthony Eden,Memoirs- Full
    Circle,Boston:1960.p.149.）
    为了使法国人协调一致，杜勒斯和艾登于7月13日飞抵巴黎， 与孟戴斯-弗朗斯商讨美英联合建议。孟戴斯-弗朗斯对美英的条件没有异议，只希望杜勒斯或史密斯尽早返回日内瓦，以示对法国的支持。杜勒斯勉强地同意让史密斯重返日内瓦。
    7月21日，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日内瓦协议》。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日内瓦协议的达成，无疑是美国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失败。
    首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人从一开始就认为日内瓦会议将使中国在亚洲和世界提高形象，因而反对召开日内瓦会议，自然更不希望看到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和平协定。
    其次，日内瓦协议的最终内容并没有完全体现美国与其盟国商定的7点建议的精神。最突出的一点是，《日内瓦最后宣言》确定，1956年7月举行秘密投票的全国自由大选，由越南人民自己选择政权结构。这一条完全“无视”了美英7点建议中的第4点，即“不包括有可能导致所得地区丢失给共产党控制的任何政治条款”。美国决策者清楚地知道，鉴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共在越南享有无与匹敌的政治声誉，全国大选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的掌权。因此，在越南举行全国自由大选是美国最不能接受的而且一直反对的“政治条款”。艾森豪威尔7月23日公开表示， 日内瓦协议不是“我们原来设想的东西”。（注：Department of StateBulletin,August 2,1954.）杜勒斯悲叹道， 日内瓦谈判的结果正好反映了印支战场上的军事发展形势。（注：New York Times,July 23,1954.）
    再次，日内瓦协议还规定，法国将在协议期限内逐渐从印支国家撤出， 这对美国施行了5年的“援法反共”印支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1950年到1954年，美国向法国共提供了超过2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注：George Herring,America's Longest War,New York:1996,p.44.）平均每年耗资5亿多美元，旨在支持法国继续进行越南战争， 以“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法军撤离印支，不仅使得美国作为法国的支持者声名狼藉，而且破坏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部署，或者更确切地说，造成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包围战线出现了一个“缺口”。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日益重视印支的战略地位，并把印支纳入其反共反华的全球战略中。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军事介入，但采取了积极干涉的政策，企图通过援法“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然而，法国最终输掉了这场殖民战争。这一结果扰乱了美国在远东反共反华的战略计划，致使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后不得不直接插手印支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