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习与生活
    日本来华留学生品类不一，其生活、学习和活动也各自不同。其中为求学问而来者多数为各大学的教师，不少人已是副教授甚至教授，还有的虽为刚毕业或在校的研究生，但已确定将来任教的大学和专业，因而目的性强。留学地点主要集中于北京，个别因专业研究的需要而改到其他地方。如羽田亨在奉天随喇嘛学习蒙语，青木正儿为了解昆曲到上海。生活方面，依各人的经济来源而定。19世纪末，外务省留学生每月35圆，公使馆附属语学生每月60圆。20年代，文部省第三种留学生为每月120圆，上野育英会每月200圆，帝国学士院松方基金每月300圆，文部省以在外研究员名义派遣来华留学者，因为多为副教授以上职称，待遇更高，达到360圆。1922年，文部省划一除外务、 陆军以外的所有在外研究员待遇（包括递信省、水产讲习所、关东厅、以及台湾、朝鲜两个总督府所派），分为三类地方、两种等级，其中包括中国、西伯利亚的丙等地方的高等官每年3000圆，判任官每年2400圆。（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7卷，1939年版，第774、783页。 ）而当时外务省低级职员每月仅80圆。20年代初期，北京物价较低，包车一个月19元，雇佣人9元。后来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银价急落， 银本位的中国货币与金本位的日圆之比大幅度下跌，200日圆可兑换中国银500元。北京物价虽有所上涨，以较高标准，连同衣食住行，总计不到每人每月100 元（房钱饭费共30圆）。（注：《学问の思ぃ出：竹田复博士を围んご》，《东方学》第37辑，1969年3月；《学问の思ぃ出：加藤常贤博士を围んご》，《东方学》第39辑，1970年3月；《留学时代》，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371-372页。）早期北京租房甚难，服部宇之吉来华时只能住在旧公使馆宿舍，到铃木虎雄时仍然颇费周折。（注：铃木虎雄：《北京ょり》，《艺文》第7年第6号，1916年6月。）以后逐渐改善，经济优裕的住在日本旅馆，其他则或寄宿于中国人家，或租用民宅，或共居宿舍。进入30年代，北京各大学周围出现不少学生公寓，也有个别留学生入住，与中国同学一起生活。饮食虽多面食，与日本习惯不同，但或由房东包伙，或于饭馆用餐。外出则多乘人力车。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虽然强弱不同，但很少有人抱怨饮食不佳，反而对北京的大菜小吃印象深刻。（注：奥野信太郎：《燕京食谱》、《小吃史の记》，见《随笔北京》，东京第一书房1940年版。）与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映明显有别。（注：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的饮食抱怨最多。参见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第2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4页。）只有沐浴之事远不及素爱洁净的日本，中国都市里澡堂的脏与乱，常常成为日本留学生取笑抨击的对象。这时穿着西装在城市已经逐渐流行，禁止日本人在华穿中装的禁令无形中取消，一般日本留学生多着西装，而京都大学的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受狩野直喜研究中国应当沾染上中国文化之说的影响，也模仿当时北京流行的服饰穿着中装。
    学习方面，首先是学习语言，尤其是口语。这是令日本留学生大为头痛之事。中国各地方言杂出，甚至同一北京城内，据说也有8 种口音。单纯通过日常生活学习，很难通行无碍，必须学习官话。本世纪初北京尚无专门语言学校，聘请个人教师，又因全城有资格者不过10人，要价过高，每日1小时，一个月即须5至10元，2小时则加倍。为此， 早期留学生曾以同文会名义在霞公府创办清语学堂，共同请人教授。（注：《燕京见闻录》，《史学杂志》第15编第8、12号，1904年8、12月；宇野哲人：《考史游记序》，东京弘文堂书房1942年版，第7页。）后又在霞公府组织同学会，数十名日本年轻人每天上午集中学习汉语，留学生也加入其中。（注：《学究生活思出》，《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东京角川书店1980年版，第419页。）民国以后，旗人失去特权地位和生活保障，又缺少专门技艺，不得不另谋生计，不识字者做人力车夫，而通文墨者维生的途径之一，便是登门教授来华外国人学习北京话（日本留学生称之为出张教授）。因旗人所操直隶腔，为当时上流社会比较标准的官话，不似一般汉人南腔北调，同时旗人过去生活闲适，对于清朝的礼节制度乃至各种民俗风情均略知一二，尤为想了解清代学问与社会的日本留学生所欢迎。出身清朝贵族的奚待园即前后教过不少日本留学生。北京先后担任过日本留学生汉语教师的还有金国璞、骆亮甫、马杏昌，在上海则有延年等。由于教师增多，二十余年间学费竟有所降低。到20年代末，单教口语每天2小时每人每月5元，教授文学等则每人每月10元。留学第一年一般学习语言，因为没有专门课本，多以《红楼梦》、四书为教材。除书本知识外，有时留学生还提出有关制度、民俗、戏剧等方面的问题请求解答。（注：《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第381-382页；奥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一）--间崎万里氏宛通信》，《三田评论》第474号，1937年2月。）
    其次为专业学习。多数日本留学生实际上是来华进行研究，因而一般并不进入具体的学校。如加藤常贤以中国家族制度为研究课题，而中国的大学当时尚无有关课程或专家，所以主要是在市井坊间实际考察婚礼葬礼等现实生活。竹田复也只是在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的研究室请沈尹默、黎锦熙等解答问题，其余时间则为自己读书。至于拜师学习者，则得到谆谆教诲。盐谷温从叶德辉习元曲，叶在《元曲研究序》中记其事道：“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问难，不惮勤求，每当雨雪载途，时时挟册怀铅，来寓楼，检校群籍。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当盐谷请益时，叶“执笔作答，解字析句，举典辨事，源源滚滚，一泻千里，毫无窒碍。由朝至午，由午至晚，谆谆善诱。至会心之处，鼓舌三叹，笔下生风，如发小楷，直下一二十行，乐而不知移时……夏日酷暑，不顾汗流滴纸，冬日严寒，不顾指僵难以握管，开秘籍、倾底蕴以授余。”（注：盐谷温：《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斯文》第9年第8号，1927年8月。）20年代以后， 逐渐有日本留学生进入北京大学等校为旁听生，如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目加田诚等。1928年吉川选听了马幼渔的“中国文字音韵概要”、“经学史”和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以后又先后听过钱玄同的“古今声韵沿革”、沈兼士的“文字学”、陈垣的“正史概要”、伦明的“版本源流”、余嘉锡的“目录学”、吴承仕的“三礼名物”等。考古留学生则选修马衡的“金石学”。按照规定，科目一经选定，不得更改，并须注册， 但不必考试。 （注：《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原件照片。旁听生开学时须测验程度。）同时他们还在中国大学选修课程。另外每周一次到西城的汉军旗人杨钟羲宅学习诗文和清朝学术史。杨氏曾与王国维同为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熟于清朝的掌故制度及学术源流，多所著述，与日本学者及留学生交往甚广，曾开办雪桥讲舍，并于日本人主办的《文字同盟》杂志刊登广告，后因报名人数太少，未能开课。（注：《学问の思ぃ出：仓石武四郎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40辑，1970年9月。杨氏于清朝史实掌故极熟，但讷于言， 常与客人默默相对。）学习文学的奥野信太郎不满北京大学里以整理帐簿式的态度研究文学，认为缺少精致的学风，不足以谈诗文，为体验中国文化的精髓，反而从奚待园的教授《红楼梦》中获益良多。（注：奥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一）--间崎万里氏宛通信》，《三田评论》第474号，1937年2月。）
    学习书本知识只是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而且可以说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实地了解中国社会，或者说通过各种活动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人情制度。与此相应，日本留学生的在华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拜访学者，二、访书买书，三、考察名胜古迹，四、看戏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