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问为目的的留学生，在现地向本国学者请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可谓事半功倍。中日学者间的交往由来已久，尤其是近代以来，学者的互访日益增多，彼此增进了解。这为日本留学生访求名师提供了便利。尤其是20年代以后，小柳司气太、今关寿麿、桥川时雄、杉村勇造等人长期在华，广交文化界人士，注意掌握当代学术动向，其中任职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桥川侨居中国二十余年，“与中国学者交游之广，堪称现代第一人”（注：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华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8月。）， 并对在华日本留学生负一定责任，七七事变后日本组织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1938年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议时，即由他介绍在华留学生的情况。（注：小林澄兄：《东亚文化协议会》，《三田评论》第494号，1938 年10月。）留学生拜访中国学者，往往由他们提供指示，或予以引荐。因而日本留学生对于中国学者的情况，有时较中国人还要熟悉，知道所研究的专题应向哪位学者请教。早在1919年冈崎文夫欲治宋学，即知须见深居简出的马一浮。他和同时留学的武内义雄、诸桥辙次、佐藤宏治以及今关天彭等，在读书和纵谈古今之外，“时时相携拜访名儒硕学”（注：《はしがき》，《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角川书店1979年版， 第8页。）。
    这时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下，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普遍高涨，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却能区别对待，热情相助。竹田复来华，沈尹默不顾当时排日气盛，说“我们是同学”，给予很多研究的便利。诸桥辙次留学期间会见过沈曾植、郑孝胥、陈宝琛、姚永朴、姚永概、马通伯、柯劭忞、樊增湘、王树枬、叶德辉、王国维、康有为、章炳麟、蔡元培、杨钟羲、胡玉缙、张元济、傅增湘、周作人、钱稻孙、胡适、伦明、杨树达、马幼渔、陈垣、黄节、马叙伦、朱希祖、孙人和、孙德谦、沈尹默、沈兼士、马衡、马鉴等。（注：诸桥辙次：《支那の文化と现代》，东京皇国青年教育会1942年版，第85-94页。）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时，中日关系相对缓和，先后结识的中国南北学者文士有杨钟羲、王树柟、江瀚、傅增湘、汪荣宝、徐乃昌、金松岑、袁励准、梁鸿志、李宣龚、李宣倜、吴士鉴、李详、张元济、徐鸿宝、陈寅恪、杨树达、黄侃、孙人和、胡光炜、马幼渔、马廉、马衡、吴承仕、吴梅、朱希祖、沈兼士、钱玄同、钱稻孙、赵万里、李根源、王君九、潘博山、潘景郑、王佩诤、王大隆、吴湖帆、陶冷月等。1929年7月杨树达接待了来访的仓石武四郎，认为“此君头脑明晰， 又极好学，可畏也”（注：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1936年5月平冈武夫来华时， 已是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之际，他不仅由桥川时雄介绍，认识了参与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平人文研究所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学者，还得到据说有意避开日本人的顾颉刚的款待，并见到被视为反日派的陶希圣。留学日本出身的学者更是日本留学生首先拜访的对象。周树人、作人兄弟即先后接待过竹田复、青木正儿、木村英一、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目加田诚、桂太郎等人。（注：参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说在北京还受到格外优待的话，访问江南的吉川则受到和中国青年同样的待遇，令他感到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
    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是收集研究资料，因而访书买书成为在华活动的重要内容。武内义雄在北京的京师图书馆看到浩瀚的四库全书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看到印行中的四部丛刊各种珍稀典籍时，心情激动不已。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图书不幸毁于日军的战火，江南书商的抗议之词，一直传到东瀛的友人处。吉川幸次郎几乎以1／3的时间用于购书。日本留学生在北京的主要去处有二，一为琉璃厂，一为隆福寺，是当时两大著名古书店街。前者的来薰阁、通学斋，后者的文奎堂，为留学生光顾最多的书店。这一时期，因政局动荡频繁，许多古书流出市面，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古史，重视年代早的珍版。日本留学生却注意清代学术，主要收购这方面书籍。有的隔日一往，每去必有所获。虽然经费充裕，但因买得太多，有人甚至将归国的旅费也用掉，还要向书店借款。这几家书店的掌柜陈杭、孙殿起、赵殿成等，和不少日本留学生成为知交。北洋政府时期，压迫学界，20年代中期，“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令中国学者感到“可哀”。（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 -177页。）除在北京购书外，游览各地之时，尤其在江南各城镇， 也往往拜访当地的知名书商，选购古籍，如苏州的邹百耐、扬州的邱绍周等。吉川归国时，邮寄的书籍小包达300包之多。 战前日本教授的待遇远不及中国，不少学者后来藏书的主要部分，即为留学期间所购书籍。至于一些研究必需的珍版秘籍，则设法阅览抄录或影印。中国的收藏家对于求知好学的外国后进反而予以优待，连秘不示人的珍本古物也取出予观。
    游览名胜古迹，是留学生的重要活动项目。各种奖学金除日常生活费外，往往还提供一定数额的旅费，作为调查旅行之用。中国各地的佛教建筑和雕塑艺术，以及古代碑刻，尤为日本学术界所重视。除了考察北京市内及附近的宫殿寺观，山西大同，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开封，河北易县、房山等地，为留学生足迹所到较多之处。桑原骘藏留华两年，先后四次到陕西、山东及河南、内蒙古、江南等地旅游考察。宇野哲人也到过山东、陕西。（注：参见《考史游记》。）青木正儿留学期间，先后以北京、上海为中心，遍游河南、山西及长江中下游各地，到过郑州、开封、洛阳、大同、云冈、八达岭、居庸关、上海、宁波、镇海、舟山、沈家门、普陀山、曹娥、绍兴、钱塘、嘉兴、湖州、苏州、常熟、庐山、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洞庭湖、长沙等地。（注：《青木正儿年谱》，转引自唐振常《吴虞与青木正儿》，《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页。 ）东亚考古学会所派留学生，更集体深入蒙古、绥远、察哈尔，考察古长城和细石器文化遗迹，收集匈奴时代的青铜器。1930年4月来华留学的江上波夫， 一年时间里先后到察哈尔、山东、旅顺、绥远、内蒙考察，活动完成，留学生活也告结束。（注：《学问の思ぃ出：江上波夫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82辑，1991年7月。）游览名胜，则多到中原、山东和江南一带， 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最多。不少人还撰写了游记，记事抒情，如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宇野哲人的《长安纪行》，武内义雄的《江南汲古》，冈崎文夫的《兖豫纪行》等，均为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