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为中国文化的结晶，近代京剧取代昆曲而兴，名家辈出，争奇斗艳，被誉为国剧。而戏曲研究，又为晚近学术尤其是域外学人所重视。因而看戏便成为日本留学生沐浴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短期游学者也要千方百计听几出名角的戏，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唱词内容，却大体可知剧情，更重要的是亲身感受那种氛围。清末民初留学生常去的北京剧场为广和楼、燕喜堂、天乐园、庆乐园，此后则为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和前门外的开明戏院。不过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昆曲更为学者所偏爱。铃木虎雄在北京留学时与当地名剧评家交往（注：铃木虎雄：《北京より》，《艺文》第7年第6号，1916年6月。），学习过《桃花扇》， 加藤常贤则学过胡琴。了解较深者还试图比较皮簧与昆曲。关注现代中国的留学生除了注意当红的富连成科班以及中国戏曲音乐院附属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还留心正受好评的新式话剧《日出》的上演情况。（注：奥里信太郎致庆应学塾塾监局函，《三田评论》第480号，1937年8月；奥野信太郎：《演剧の二道场》，《随笔北京》，东京第一书房1940年版，第120-122页。）青木正儿留学时北京昆曲几乎绝迹，他为此特意改赴上海，到徐园听硕果仅存的苏州昆剧传习所的童伶演唱。（注：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序》。）此外，北京的风俗人情，节令礼仪，也是留学生注意了解体味的事务。（注：青木正儿：《昆曲剧と韩世昌》、《见た燕京物语》、《春联から春灯きで》、《支那の鼻烟》，均见《江南春》，东京平凡社1972年版；奥野信太郎：《街巷の声音》、《空地と杂艺》，均见《随笔北京》。）
    近代中日关系，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总体对抗中，的确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向。在日本逐步推行大陆政策的大背景下，留华学生无论类型如何，甚至包括求学问者，也不能不受此制约。其考察研究活动成就不俗，使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发展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重心之一，同时又往往成为日本政府甚至军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依据，服务于所谓“日支提携”、“东亚共荣”的国策。但是，其中一些人通过留学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与民族性格的优长，或由热爱历史与自然风光而对中国滋生由衷的感情。狩野直喜声称恨不能生在中国，对一般人认为不好之处也流露出眷恋之情，是一种极端的体现。（注：《狩野直喜氏支那文学史解说》，《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第595页。 据说狩野曾在东京的教授欢迎会上讲，想起夜赴寒山寺，有人在船上解溲，很有意思，令在座的人大吃一惊。虽然都知道狩野喜欢中国，不料竟到这种程度。《先学を语る：狩野直喜博士》，《东方学》第42辑，1971年8月。 ）中国学者访问京都，必须前往狩野住宅，这时狩野往往更换中装出来见客，以示郑重和礼敬。（注：《积微翁回忆录》，第47页。）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等人以成为中国人为留学目的，不仅在华期间“全盘华化”，归国后也继续着中装，讲汉语。更重要的是在学问与生活两方面领悟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日两国虽有“同文同种”之称，学术见解却相去甚远。而且中国学者一般不将对人物著述的评议诉诸笔墨，只有通过口耳相传才能了解和领悟彼此的区别。这对欲按照中国当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文史的京都学派尤为重要。加藤常贤、宇野精一等人在旅费用完时，无须任何凭据就得到古书肆的借款，感到无信不立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维系中国社会的重要支柱，因而尊敬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伟大。（注：《学问の思ぃ出：加藤常贤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9辑，1970 年3月。）平冈武夫在易县考察时，适逢卢沟桥事变，身陷战线中方一侧却得到当地巡警的保护得以生还，他本人和曾经去易县考察过的武内义雄都叹为奇迹。战争期间，平冈还收到顾颉刚从昆明辗转寄来亲笔书写的条幅。（注：平冈武夫：《顾颉刚先生》，《东方学》第62辑，1981年7月；《访古碑记》，《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第188页。）而松崎鹤雄、盐谷温不仅学习知识，也接受礼仪文化的熏陶。盐谷初入师门，见同门杨树达入见叶德辉时以手击头出声，以示叩头，惊于中国礼仪之盛。松崎后来对叶师事勤谨，他长期在华，广交中国学者，日本战败后也不愿归国，“被敦迫就道”。临别致函陈垣、邓之诚等人，“追念多年高谊，依依不忍去”（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26、385页。）。这种热爱中国的感情在当时日本普遍蔑视中国的情况下，虽不足以阻止日本的侵华行动，战后却转化为推进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在增进中日友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实，研究中日两次战争之间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主要还在于民间；而“学问的”留华学生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