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皇国的财政收入
    中古初期，教皇从世袭领所得的收入具有领地收入的性质。世袭领划分为地产，有的由教皇派人监督耕种，更多的情况则是以交地租为条件租给承租人（Conductor）（注：E.Spearing,The Patrimony of Roman Church in the Time of Gregory the
    Great, Cambridge,1918,pp.74～77.）。如725年，教皇格雷戈里二世与史蒂芬等人签订承租合同，把罗马附近一农庄租给他们，期限为终身，每年交租金3 个金先令（注：W·E·Lunt,Papal Revenues in
    the Middle Ag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9（该书为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收录教廷财政史料580余件）Vol.2,p.10.）。佃农除纳租外， 尚需交其他一些捐税。世袭领曾是教皇最重要的财政来源。8世纪时， 最富有的世袭领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 ）每年能带来 25 200金索里达（注：E.Spearing,The Patrimony of Roman Church in the Time of Gregory the Great,Cambridge,1918,p.20.）。世袭领并入教皇国后，其收入构成教皇国收益的一部分。
    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对9～10世纪教皇国的财政状况所知甚少， 仅知教皇权势较盛而能实施其世俗法权时，可以享有过路税、过桥税、渡河税、港口税、罚金、捐、调解费以及铸币权等收益（注： Ferdinard Gregorovius,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New Vork,1967,Vol.3,pp.455～457.），但当其势力较弱时， 这些收益则会大大打折扣。11～13世纪，教皇的权势稳步增强，其从教皇国所得的财源也逐渐增多。大致可分为税、法庭收入与其他收入几类。
    税包括直接税与间接税。最重要的直接税是贡赋或户税（census or affictus）。 其理由是一个城市因承认教皇的宗主权而交纳的一笔钱，或是为获得某种特权（如自选市长Podestà）而定期交纳的税金。其税额一般在该城与教皇签订契约时即规定下来，各城不一，如费尔莫（Fermo）、法诺（Fano）、皮萨诺（Pesaro）、卡梅里诺（Camerio）诸市各交50里拉，伊赛（Iesi）40里拉，马提里卡（Matelica）25里拉，费拉拉50 卢卡先令（注：Waley,The Papal State,p.258; Lunt,Papal Revenues,Vol.2,p.12.）。在一些教省如托斯坎纳、罗马格纳、斯帕利托的一些城市，这种税称为户税，按户计征，如1298年托斯坎纳共有37 个城市有此义务，每户交26第拉尔（注： Daniel Waley,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 p.254.）。堡租（Castellania）亦属此类性质，由一堡主因持有某一直属教皇管辖的要塞而按年交纳。这类税具有常税性质，伊赛在1270～1290年间至少交了13次，圣维托里亚（S.Vittoria）1278～1290年间交了14次，阿曼达拉（ Amandola）1278～1299年共纳14次（注： Daniel Waley,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264.）。
    巡视费由各省教职界承担，一般在新省长上任或巡视时交纳。但各省规定不一，在托斯坎纳和马尔凯，许多城市和主教、修道院长、其他教职人士与宗教团体每年均需交一笔定额的巡视费，1300年后才改为仅在省长新任时交纳；但在斯帕利托省，一般仅在省长就任时由教士交纳。这个反差表明，各省的财政安排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各省财政收入中，巡视费一般不占有太大比重，如1279～1280年度，马尔凯的此项收入仅443里拉，约占全省总收入的8%弱（注： Daniel Waley,
    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262.）。
    军役税是13世教皇新得的财源之一。从12世纪始，教皇国诸市一般对教皇都有服军役义务，但直到13世纪初，服军役才成为普遍现象，仅有极少数城市享有免役权。教皇与各市签订契约时，一般要规定服役的地理范围（多数限于境内）和期限（8～10天，最长不超过1个月）。提供的士兵人数和军种由省长指定，军队装备与开支各城自理。战争频繁时期，军役较重，坎利（Cagli）1299年夏在不足两月里即3次服役（注： Daniel Waley,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279.）。不应召出兵要受到经济或军事上的惩罚，法布里亚诺（Fabriano）在1294年因4次未服役被罚300里拉，1278年因同样原因被罚12 000盎司黄金的巨款（注：Daniel Waley,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p.282～283.）。
    由于各市服役有种种限定，超出规定的时间和范围会遭到拒绝。各城派兵都会考虑教皇打击的敌人是谁，若为自己的友邦，也会导致拒服军役。另外，派出的军队在数量与质量上常常不合格，甚至在战场上虚晃一枪就走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而教皇一旦施以惩罚，往往会使一场叛乱变为两个，得不偿失（注：Daniel Waley,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p.283～286.）。 如此种种原因，13世纪中期逐渐出现了以纳军饷代替服军役的变化。首例发生于1257年，当时亚历山大四世命令马尔凯诸市提供军役或者军饷（注：Daniel Waley,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ondon,1961.p.290.），几年后，供饷（Stipendia Militum）至少在马尔凯省成为普遍现象。这是教皇国从派军到供饷迈出的第一步。但当时它并不成熟，某次军事行动只是就近向一城或数城征饷，若军事行动取消，所征军饷即退还（注：Daniel Waley,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291.）。
    1277年，这种负担被正式命名为军役税，并在马尔凯、罗马格纳等北方省成为常税。伊赛1277～1282年间每年均交一次，1282年交了两次，共2 800里拉，法布里亚诺同时期也交了1 600里拉（注：Daniel Waley,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 p.291.）。军役税实行初期，税量较大。如1287 年罗马格纳的福尔里（Forli）被要求交30 000里拉的巨款，遭拒。 同时期拉文那和里米尼（Rimini）也有抗税之举，但在1290年被征 20 000 佛罗林， 法恩扎（Faenza）一次仅4个月就交了1 400里拉（注： Daniel Waley,
    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p.292～293.）。军役税过重使诸市无力承担，因而在13世纪末减少了税量，如托斯坎纳省1298 年该税为 2 020 里拉， 几年后就仅交一半了（注：Daniel Waley,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293.）。军役税是各省重要的财政来源，如1280 年的马尔凯省，仅伊赛（600里拉）、法布里亚诺（400里拉）、马赛拉塔（300里拉）三市所交即达1 300里拉，相比之下，1270～1280年十年间全省共纳的1 600里拉户税无足轻重（注：Daniel Waley, 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265.）。托斯坎纳的军役税在13世纪末是该省第二大财政来源（仅次于司法收入），占总收入的1／4（注：Daniel Waley, 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293.）。但须注意的是， 第一，从现存史料来看，大中城市一般才有军役税义务，并未扩及所有城市；第二，南方的斯帕利托公国、坎帕尼亚两教省似不纳此税；最后，军役税制度建立后，各城在必要时仍需服军役，尽管各城更愿意供饷，但纳饷或服役取决于教皇的需要。教皇能否得到军役服务或军役税，取决于被征对象的配合，亦即取决于教皇有效控制教皇国的程度。1234～1303年间，教皇向各市共发布113次调军征饷令，其中49次有效，23 次遭拒绝，其余41次不知结果（注：Daniel Waley,The Papal
    Stat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London,1961.p.279.）。这一切都表明，军役税并不是一项极为稳定的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