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据P.Partner:Papal Financial Policy in
    theRenaissance and Counter-Reformation,Past and Present, No.88（1980）pp.41～49制成。1480和1525年的货币单位是金佛罗林，其他年份为银斯库迪（Silver scudi di moneta di 10 giulii）。
    通过对教皇国财政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纠正西方学者们的一些错误见解。
    首先，大多数西方学者对教皇国持一种蔑视的态度或充满偏见。其典型代表即是英国学者史密斯，他曾提出一个最著名的论断：“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制度的真正灵性生活而言，教皇国简直就是一具腐尸。”（注： A.L.Smith,Church and State in the Middle Ages. oford.1913,p.210.）诚然，在13、14世纪，教皇为建立或恢复其在教皇国的权威，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当时的教皇国的确是一种负担， 但在15世纪中叶后，教皇国收入已成为教廷最重要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并成为教皇其他财政举措如卖官鬻爵、发行国债的根本保证。史密斯的看法显然是短视的、片面的。
    其次，西方学者对阿维农教廷的评价普遍偏低，指责阿维农教皇贪婪、腐败、生活奢侈。其实，从我们上述考察来看，这些抨击也许并不公正。显然，他们并未把钱款全部用于吃喝挥霍，绝大多数钱款都用来重建教皇国的权威。而只有当教皇们重新控制教皇国时，才有可能把教廷带入一种中古后期专制统治下的臣民普遍希望的那种状态：教皇应与君主一样， 以其祖传产业的收入来生活， 即“以自己的土地生活”（Live of own）。因此， 教皇们发动收复教皇国的战争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当时西方人反对、指责的也是因此而频繁征税而不是战争本身。西方学者指责阿维农教廷的所作所为显然带有偏见。
    最后，西方学术界曾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教廷课税过频、过重，致使西欧各国不堪忍受，进而引起宗教改革运动（注：如 O. A.Marti在其Eoonomic Causes of the Refornation in England （ New York.1929）一书中竭力论证此点。另见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338页。）。事实上，这种看法很值得商榷。显然，正如帕特纳教授所说的那样，“针对教皇贪婪而最终爆发的运动发生在教皇最不贪婪的时期”（注： P.Parter .Papal Finance and the Papal State.History Today,Ⅶ（1957）。p.774.），而不是发生在最贪婪的阿维农教廷时期。 当宗教改革发生时，教皇的主要收入70%已来自教皇国。从包括来自基督教欧洲在内的其他各种收入在教廷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仅约1／4（注：P.Parter .Papal Finance and the Papal State.History Today,Ⅶ（1957）。p.774.）。而在这1／4的收入中， 教皇卖官鬻爵以及借贷收入要占一半以上，亦即说，真正得自西欧各国教会的收入仅占教廷总收入的1／8。其实，自教会大分裂后，是各国君主而非教皇越来越多地攫取各国教会的收益。因此，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宗教改革的发生主要不是出自财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