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时期的卡萨尼亚克是一极端保王党史学家，顽固地反民主、反自由，在他眼中一切革命者都是人民的敌人。他认为吉伦特派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异常邪恶。为了实现其野心，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为了控制政府，大耍阴谋；为了夺取权力，摒弃宪法。总之，吉伦特派是法国最可恶、最该死的党派，他们盲目又贪得无厌的野心，为恐怖铺平了道路。在卡萨尼亚克眼里吉伦特派就是雅各宾派，二者是一种东西。
    19世纪70年代出版《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的泰纳对吉伦特派也持否定态度。经历过1871年巴黎公社的泰纳认为无政府主义总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表面，在革命中被煽动起来。他指责吉伦特派用“古典精神”（指自由、平等观念）和贪婪欲望操纵群众；指责“无知群众”的“报复”心理恶性发作，破坏社会秩序，剥夺私有财产；而且在他看来，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也是共属一体，尽管在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是最值得尊敬的共和主义者，尽管反对雅各宾派的无政府主义，坚持“法律而非暴行”的格言，尽管他们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对敌人过于文明，但是，吉伦特派仍然是雅各宾派的成员。
    马迪厄是为罗伯斯庇尔平反昭雪第一人，所以在他的《法国革命》中始终为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唱赞歌。而对于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则略有贬低，在马迪厄看来，吉伦特派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不希望发生社会危机，因为害怕下层群众掌权，害怕财产受到损害，他们并不想消灭宫廷，只是想震服它，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斗争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个集团的斗争。
    乔治·勒费弗尔是法国著名进步史学家，在他1951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中，勒费弗尔以为吉伦特派是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同造船主、批发商和银行家等商业资产者过从甚密”，他们野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从其成员的社会出身和哲学信仰来看，吉伦特派似乎能接受政治民主，但他们的爱好和联系又决定了他们要求尊重财产和承认才能。”（注：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170页）反对完全的社会平等。 吉伦特派实际上算不上一个政党，只是纪律松散的政治组织；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们攻击国王、打击王权的目的只是想夺取权力。为了给自己谋得声誉和威望，也为了把国王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吉伦特派发动了战争并一再扩大战争，给法国带来很大灾难，但同时也发动了人民。他们能言善辩，但性格软弱，往往被自己的巧言令色所迷惑而忘记作出应有的决断，所以在党派斗争中失利。
    师于勒费弗尔的阿尔贝·索布尔是法国共产党员，并曾参加抵抗德国占领运动。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索布尔从社会经济变化入手，着重研究下层人民的活动，肯定雅各宾专政和罗伯斯庇尔。他认为吉伦特派多是律师，是“崇尚法制”的自由资产阶级，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自由，不肯超越本阶级利益范围一步而不顾法国当时所面临的局势。他们“宣布了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进行这场战争；他们废除了国王，但又不敢判处国王死刑；他们请求人民支持他们反对君主制，但又拒绝与人民一道进行统治；他们促成了经济危机的恶化，但又拒不满足人民的全部要求。”（注：阿尔贝·索布尔《法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239页）正是由于他们的行动不力最终招致了失败。
    马迪厄、勒费弗尔与索布尔都是进步传统史学家，他们都重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重视下层人民活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阶级斗争分析法分析、研究法国革命史及各个革命派别。都肯定雅各宾专政，肯定罗伯斯庇尔，肯定巴黎无套裤汉的革命性。相对来说，略贬了吉伦特派。
    二、英美史学家对吉伦特派的评价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它认为吉伦特派根本不是现代意义的“党”，只是一个与“首都”、各大港口以及各大城市的重要商人有联系的“集团”（注：C.W.克劳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365页）， 他们与雅各宾派一样都是热忱的爱国者，但他们与雅各宾派不同的是，他们对无套裤汉疑虑重重，不肯实行经济管制，且希望保留国王的性命，因此失去了无套裤汉的支持和信任，在与雅各宾派的斗争中失利。
    西德纳姆，英国史学家，1961年出版《吉伦特派》，在这本书中，西德纳姆认为在大革命中共有200人被称为吉伦特派， 通过对他们出身的量化分析，认为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代表南方各港口的资产阶级。
    汤普森，英国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法国革命领袖》等。他认为吉伦特派是法国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拥有比雅各宾派更公正，更高尚的理想社会，但却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他们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共和国。但是他们的行动总是犹疑不决，软弱无力而导致失败。
    布林顿，美国史学家，1965年出版的《革命剖析》一书风靡整个西方史学界，流传甚广。他认为吉伦特派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温和派，理想主义者，由于他们既受到国内外战争的压力，又遭到激进派的攻击，更由于他们坚持1789年的革命原则，坚持宪法，民主、自由，故而不能对来自下层人民的“骚乱”进行严厉的镇压而失败。
    英美史学家多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他们基本对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持肯定态度，并对他们的失败抱以惋惜、同情之心。
    三、俄、苏史学界对吉伦特派的评价
    俄国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情有独钟，从大革命爆发伊始，便开始了对它的研究。“从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起，即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起，俄国知识界总是透过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来观察国家所面临的改革中的最尖锐问题，而对大革命的评价则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注：A.B 阿多《论俄苏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史学集刊》1998.1）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史学家们将眼光都集中在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上，把大革命的土地史和这次革命解决农民问题的经验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缘由便是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是俄国当时所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别吉伦特派没有深入的专门研究。
    著名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1909年出版《法国大革命史》。书中颂扬农民的暴动和革命，指责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派别，包括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克鲁泡特金认为吉伦特派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也就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信奉共和主义的立宪主义者，即保王主义者，代表法国几乎全部富有阶级。他们最主要的事情是建立资产阶级政府，阻止人民的暴动，保护私有财产，故而是敌视人民的人，是反动方面的有力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