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世纪初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当时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对人的自由本质重新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此时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是从情感欲望受压抑的角度出发，来反抗反动的神学思想和僵化的宗教教条的不人道与不合理的。
    对反动的神学体系进行大规模解构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会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出现，应该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文化发展的必然性的。以往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论著作，在谈到西欧文艺复兴起源问题的时候，特别看重13世纪末14世纪初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方面新的因素的作用。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我承认当时欧洲的经济发展、政治形势等方面的要求对文艺复兴运动产生所起的根本性的作用，但我亦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此时发生，也是因为文化内在独特因素强劲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机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认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首要的文化原因是中世纪文化内部变革因子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欧洲中世纪文化独特的形态下，存在着两种对峙的文化现象。这实际上也是说，在当时的文化领域，存在着两种积极的文化因子：一是在宗教内部的强调人有精神上的积极追求能力的因子；另一个是表现在世俗文化中的强调人的情感和欲望合理性的文化因子。并且在但丁的创作中，二者间已经具有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这样，实则就已经决定着文艺复兴时期新起的欧洲近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当他们进行新的文化建构的时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世纪文化中的两种积极的因素继承下来了。具体而言，他们从宗教文化以及人民文学所表现的强调人精神进取的材料中--前者例如在摩西、亚伯拉罕，大卫、参孙以及十二使徒等故事中，后者如贝奥武甫、罗兰，伊戈尔、罗宾汉乃至诸多骑士英雄等形象身上--看到了宗教英雄和世俗英雄超强的毅力、坚定的性格以及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的追求理想的精神，从而更加坚定了对人的能力自信。正是这种从宗教的和世俗的文化中继承下来的关于人是杰出的生灵的思想，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思维深处，长成了关于人是巨人的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很多艺术家要在宗教中寻找题材并出现了诸如《大卫》等杰出雕像的原因。同样，他们在中世纪的世俗文化材料中，也继承了对现世生活热爱的态度，例如骑士文学中对典雅爱情的展示、市民文学中的对现实生活的描写等等，更助长了新时代的人们肯定现世生活和此岸世界的心理。虽然，这两种积极的文化因素，在中世纪里被反动的宗教祭司和封建僧侣们完全排斥了，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二者却结合在了一起：宗教文化中的人的追求上帝的精神变成了追求人的生活理想的精神；人在追求至高精神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行动能力变成了追求幸福的现实生活的能力。这样，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既有使徒般坚定的信念，中古英雄行动的能力，骑士的热忱，市民的机智；又有对现实生活圣徒般的狂热，对人的欲望宗教般的虔诚和具有与宗教教徒时时刻刻敬重上帝的举动相似的珍惜每分每秒享受现世幸福的行为。对此，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指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并没有遽然的断裂或容易划分的界限。除了经院哲学以外，中世纪的其他思想习惯也在欧洲许多地方流传到了16世纪，反过来，在中世纪也有用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方式看待人类和人类世界的先例。”（注：引自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页。）应该说， 正是这种对人看法的强势运作和不断发展，构成了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转折的文化精神内在的演进态势和强大的文化潜流。
    但是，这种精神演进的态势和文化发展的潜流，为什么在14世纪初会突然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思潮和显著的历史文化现象了呢？这不能不说是与当时独特的文化氛围有着极大的关系。要谈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将当时新文化产生之前社会给予的四大历史馈赠和它所遇到的三大机遇说明白。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对文艺复兴运动真正的文化起源做出深入的把握。
    先说历史给予当时人们的新的馈赠，以及它为对人的新认识所提供的文化基础。
    馈赠之一，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出现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新文化氛围的形成。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我认为，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说到底，是在城市里发生的。不谈城市里的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人们思想意识及其道德观念的变化，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就说不清楚。
    我们知道，从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处于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封建社会内部陆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例如，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因素发生最早的地区，其北部和沿海的一些城市，当时已经有了初具规模的手工业和较为发达的商业贸易。而欧洲大陆的一些处在初期发展的现代城市中，商业贸易和手工业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我们知道，在中世纪里，自给自足的封建的自然经济模式，曾经严重地束缚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封建领主与教会统治者对当时的经济活动有着极为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当时的每个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业务都受到行会严密的检查和规定，由行会控制了生产，规定了工资和物价，并为每个行会成员在有限的市场上保证其应得的份额。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企业经营方式中，每个人一生只能从事一种买卖和职业。……他的店铺按例总是设在他那一行所占的地段，因此中世纪的城市总是按地区分成各不相同的经济活动圈。在城里，不仅仅是行会官员监管工商经营，政府官员也管理贸易、交换和工业。和这些世俗官员相配合的还有主教法庭的推事，他们对放贷利息和其他违法的贸易活动进行侦察和惩处。”（注：坚尼·布鲁克尔著：《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朱龙华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8页。）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特别是随着手工业产品的增多和航海交通的发达，以自由的交换为特征的商品经济模式和经济结构必然要与中世纪城市的手工业和贸易管理体制发生冲突。新的经济活动不仅要充分发挥个人的才智，而且还要建立起相互开放的贸易体制。这样，个人才智的发挥和开放的贸易体制的建立，必然会导致财富的更大规模的集中。而个人才智的弘扬和财富的集中，又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人生的看法和生活的态度。金钱和财富的普遍增长，为当时更多的人们按自己的意志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享受生活也不再是贵族和封建领主的专利。这样的现实，必然更进一步带来人们思想的开放和以往道德规范的弛糜。美国史学家坚尼·布鲁克尔曾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为例谈到了这一问题：“佛罗伦萨的上层社会是很为存在于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活动的现实之间的鸿沟苦恼的。这种冲突在以下三个领域，即‘荣誉’观念、性道德、财富问题中，尤为尖锐。”（注：坚尼·布鲁克尔著：《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朱龙华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9页。 ）他还在比较中，进一步论述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初期的差别：尽管在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有旧思想旧道德和旧礼教的影响，但是“荣誉”内涵的变化，性道德的松弛，财富观念的转变，已经与中世纪初中期明显的不同了。考虑到这一切变化均是与人自身的一切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自身的行为习惯，所以，我们才说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提供了全新的人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