馈赠之三，是在神学研究中导致了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飞速进展。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展得最快的是天文学，数学次之，物理、化学又次之。之所以此时天文学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初的动因恐怕还是当时的宗教学者要证明上帝和天堂的存在，恐怕还是要证明上帝、天堂具有超越常人的性质（12世纪的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同时又是杰出的天文学家的道理或许正在于此）。但是，随着人们对天体奥秘了解得越多，上帝和天堂的存在之合理性就越受到质疑，天文学愈来愈变成了一门独立科学（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对神学发难并使教会感到十分恐惧的是天文学家布鲁诺了）。并且随着天文知识的发展，为了计算星球运行轨道，星球与星球间引力的作用等问题，又促使着数学的发展。而为了掌握天体的质量及其相关的问题，以及宇宙间化学反应现象，则促使着物理学、化学知识的发达。与论证上帝及其与上帝相关的事物相联系（如天使的体积和重量、天堂的构成及形状、基督的法力和炼丹术的神奇等等），进一步使数学、物理学、化学也逐渐从神学的附庸变成了真正的科学。这一切，无不又促使着反神学文化氛围的形成。13世纪末、14世纪初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恰恰为这种自然科学发展所导致的与神学观念的背离提供了时代机遇。为论证神学合理而作为证明手段的自然科学，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了否定宗教神学的有力思想武器，与神学意识原本密不可分的自然科学思想，终于演化成了与神学意识对峙的科学意识。具体来说，变成了人学意识。因为当文化的氛围发生变化，整个欧洲文化的各个领域都由神学一统变为各自都有独立意识的时候，人对自身认识的意识增长和壮大就是时代文化的需求了。
    馈赠之四，是宗教内部发生了文化上的革命性要求。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能够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发生，也是由于当时的基督教教会内部出现了变革力量的结果。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使西方新文化、新文学的适时产生遇到了另一个历史机遇，以人为中心的新文化的兴起，与中世纪文化中一直被遮蔽着的人学变革因子自身不断长大和适时地遇到适宜的社会文化气候也不无关系。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中世纪文化中蕴涵着与宗教思想完全不同的、体现着人学底蕴的变革因子。同样，我们还认为，与宗教思想性质相反的文化因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它一直处在被反动的宗教僧侣的排斥之下，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人学文化因子也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当然，它变化更多体现为量的积累而不是质的突变。先看宗教内部人学变革因子的积累状况。我们知道，中世纪很多学问都是由宗教学者创造的，而在这些学者中大多又都是僧侣教士。一个文化史上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僧侣教士在拼命论证上帝及其神子的伟力与圣迹时，恰恰作了积累人学文化因子的工作（这种情景与自然科学所体现出来的状况并没有什么两样）。英国著名学者罗伯逊在他的《基督教的起源》一书中，就详细的辨析了由于立场不同，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对教义所做出的不同理解。他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了早期的基督教是如何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各种异端思想解释所造成的相互矛盾的状况。同时，他也用丰富的史料，展示了基督教教义不断丰富的过程。举例来说，该书的“耶稣·基督的传说”和“保罗”两章，就用丰富的史料揭示了这两个可能在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人物是如何被不断神化的过程，以及不同的思想是如何进入到教义中来的情形。例如，“‘哥林多前书’提供一个辨别真保罗和篡改家的良好练习。其中确凿可靠的各部分是保罗在公元51年至52年到哥林多后不久时所写……他本是写给所有的保罗派教会的一个通告。但是其中包含着许多可能是专对一个教会而说的材料。”（注：罗伯逊著：《基督教的起原》，宋桂煌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9页。）然而，越到后来， “这宗书翰”越变成了“一个杂凑品，把保罗和所提尼的一封真信（或不止一封）发展成一部便于一般人阅读的讲道文”。这种篡改较为明显的例子表现在“在第12章和第14章之间，出现了对于‘爱的筵席’的伟大诗体赞颂”；“第13章的短诗虽然精彩”，但也与“上下文无关”，“它不是任何书翰的一部分，却是一篇真正的早期基督教民歌”；“第14章中有若干篡改，作者的宗旨是想缓和保罗对于‘方言恩赐’的侮蔑”。（注：罗伯逊著：《基督教的起原》，宋桂煌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 第148页。）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尽管大量的篡改有很多起到了强化基督教教义的作用，但是，像上述的篡改，毫无疑问，又在不自觉地强化着异端人学的文化因子。这里，无论是“爱的筵席”也好，具有“民歌”底蕴也好，还是“缓和保罗对于‘方言恩赐’的侮蔑”也好，都反映着人学变革文化因子在基督教形成初期的缓慢积累的现实。在基督教成为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这种积累的过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在对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宗教论著的梳理中，看出了在注释领域人学因子积累逐渐强化的趋势。至于但丁·阿利盖里、马丁·路德、托马斯·闵采尔等人对基督教教义侧重人学内涵的解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在宗教神学内部重建一个人学系统的程度。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在宗教内部对神学教条进行怀疑和反抗的杰出思想家。他在修道院因讲《圣经》课程而对封建教士们的说法发生了怀疑，并逐渐产生了“因信称义”的全新的神学思想。 他在《95条论纲》、《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书》、 《论基督教徒的自由》等著作中，对基督教教义做了新的阐释。他的“因信称义”说的主要观点有三：1.上帝的本质是“善”和“爱”，是“爱”和“善”的“福音”（《圣经·新约》中所讲的基督的圣绩，其实就是这样的福音）。而这一基督教教义的本义，在马丁·路德看来，完全被祭司们给歪曲了。2.信徒不必通过祭司、教士和教会主持的圣礼，只凭自己的信仰，就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这种学说其实质是“人人皆僧侣”思想的反映，从而解除了教会强加在人们精神上的枷锁。3.“人的行善避恶的能力都来自于信仰。……为维持社会的安定，履行基督徒爱邻人的天职，每个人都应当控制自己的行为，行善避恶。而人只要有了信仰，就会自动行善避恶，遵守上帝的诚命。正如好树结好果子一样。”（注：李平晔著：《人的发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另一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瑞士人乌尔德利希·慈温利（1484～1531）也认为上帝是真正的存在、至高的善和灵魂的归宿。和路德一样，他亦主张，每个人都要依靠内在的启示对《圣经》的意义做出自我的解释，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能充当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而到了加尔文（1509～1564）等第二代宗教改革家兴起的时代，加尔文通过自己“预定论”的学说，则把神学应用和服务于现实世界，鼓励人们积极进取，追求被挑选的现实感，强调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不仅如此，甚至在教会内部，此时有些身居高位的僧侣，如著名的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教皇庇护士二世和朱利乌斯二世等，也都是在宗教内部进行改革的人物。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学说，“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新教一方面以精神性的‘信’否定天主教教会权威及其赦罪方式，另一方面以开放性的‘行’确认人的物质欲望和自然属性。这对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欧洲人的灵魂。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人的思想解放和理性的发扬，在世界史上率先推进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注：沈之兴、张幼香主编：《西方文化史》，第221页。）
    历史也给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文化大规模发展的三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