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运动能够大规模发展的机遇之一在于，13世纪欧洲大瘟疫的出现和黑死病（鼠疫）的发生，导致了上帝万能论的动摇和对人生问题的深入思索。据史料记载，1348年，一场致命的瘟疫使占欧洲三分之一的人（2500万）死去。这场瘟疫，本来是一个大坏事，但是，又恰恰是这一坏事，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上帝及其人生问题的反思，从而成了人们思想解放的契机和机遇。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加丘作为一个曾经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并对这场瘟疫引起人们思想变动有着深刻体验的人，在他的小说《十日谈》第一天的引子中，不仅对这场瘟疫的可怕情景做了真实的描写，而且也暗示了这场瘟疫所造成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状况立刻严重起来。”这段话中，在天主的“惩罚”、人们“一再作过祈祷了”但“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状况立刻严重起来”等用语的背后，包含着对万能天主的怀疑。我们再看另一段话：“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类或大或小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了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部都荡然无存了。”（注：沈之兴、张幼香主编：《西方文化史》，第198页。）这样的现实， 充分表明：“欧洲人对这场死亡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一方面它促使人们对于基督所讲的爱心，对于瘟疫的发生，对于自身既定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思索，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信仰与自身所处地位的怀疑与不满，人们的思想感情由对宗教信仰的怀疑演变为对整个社会不平等制度的痛恨与反抗。……另一方面，人们从黑死病大死亡体验的高度，对生之价值作了重新的肯定。劫后余生者从他人的死亡恐惧之中唤起了对自我生命存在幸福的追求和对生之权力的百般珍惜。于是不失时机地追求现世享乐便成为人们的生活信念，歌颂人生、申扬人权成了新的社会观念。”（注：沈之兴、张幼香主编：《西方文化史》，第199页。）
    文艺复兴运动能够大规模发展的机遇之二，是古代文化典籍的重新发现。1453年土耳其人攻进拜占廷，野蛮的入侵者疯狂地洗劫了三天，大量的古代文化瑰宝横遭破坏，许多希腊罗马文化典籍散失在外。“拜占廷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445页。）这种现实， 加上此前古代希腊罗马的典籍作品也有一定的流传（只不过数量较少并大多集中在僧侣和上层人物之手罢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中世纪的学者曾经研习过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事实），也促使着此时以人学为核心的新的文化氛围的形成。也可以说，中世纪里一直潜在着的人学文化因子，终于获得了适宜其生长的文化气候。一方面，人们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发现，在古代的希腊人那里，就已经有了对人自身的丰富的认识。人就是自己的主人，长期以来被宗教僧侣作为绝对真理所信奉的上帝，其实并不存在，“天堂”也不过是虚无飘渺的东西。这样，宗教僧侣反复宣传的基督教信条，就完全排斥了属于人所独有的东西--情感、欲望、需求、权利等等活生生的一切。人，在被抽象的过程中，变成了苍白而空洞的存在。换言之，变成了反人性的存在。所以，反对人作为空洞的精神上的人的存在，要求人作为肉体的人的存在，要求肯定与人肉体欲望相联系的具体的人，就成了当时对人重新认识的主要特征。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人文主义作家在作品中大量描写充满欲望的人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将谈到。另一方面，与这一对人的看法相联系，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模式远远不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这一经济模式所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人抗御和战胜自然灾害、社会灾害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感到，一般的灾难，无论是来自自然界的，还是来自人类社会的，处在紧密联系中的人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战而胜之。这样，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必然要导致对所谓神的力量信仰的淡漠，对万能神灵的崇拜必然会让位于对人自身的肯定。这种对人的崭新认识，正是来自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样，从文化的原因上说，文艺复兴时期新文化的出现，也有着文化上的必然性。
    文艺复兴运动得以大规模发展的机遇之三，是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海的成功。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在15世纪，西欧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剧增，而当时西欧贵金属产量较少，加上东西方贸易中的使超地位致使金银外流。所以，新兴的西欧资产者急需发现新的贵金属的产地。第二，《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富庶的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财富的热情。第三，东西方传统的航路一直被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所垄断。西欧各国急需寻找一条新的航海贸易路线，以加强与东方的直接贸易。上述一切加上指南针的西传和地圆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使远洋航海成为了可能。 哥伦布在1492年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线；瓦斯科·达·伽马在1498年首次开通经非洲直达印度的航线；麦哲伦与同伴在1519～1522年完成了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的成功，使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活动和发展天地，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经过对内残酷压榨和对外血腥掠夺所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活动，资产阶级很快就发展成为一支富于经济实力的社会力量。这样，封建的生产关系就成了严重束缚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桎梏。新兴的资产阶级要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必然要与阻碍其发展的封建制度发生尖锐的冲突。这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到此时，两种生产关系的冲突不可避免。这样的经济基础必然决定着相应的意识形态的产生，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也不可避免。众所周知，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也好，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好，还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也好，说到底，都是围绕着人进行的，是在回答人应该按照什么方式存在和生活。而人按照什么方式生活和怎样生活的问题，又必然是与对人自身本质的认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海的成功，无疑促进了人对自身认识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