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正是当时历史文化的“四大馈赠”和历史现实的“三大机遇”，才使得欧洲中世纪文化中所包含的文化变革因子，进一步发展成了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我们还要明确，当时的人文主义是在什么思想价值向度上对“人学体系”进行建构的。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多地被看作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文主义的出现是人与神对峙关系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人文主义”，必须要看到它是以“神本主义”为其参照系而非其他。在欧洲中世纪，人们对人的认识，从总体上看，是将“神”看成是“人”的最高本质所在。特别是由于反动僧侣们的宣传，更抛弃了宗教文化中的关于人的积极成分。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教会和反动僧侣，别有用心地将基督教的全部内容都抽象成了对上帝绝对服从的宗教信仰，变成了上帝万能、等待救赎的宗教信条，变成了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这里我想进一步明确一个看法：长期以来，人们一说到中世纪里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就笼统地说是基督教思想。其实，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宗教僧侣们改造过的基督教思想体系，不是全部的基督教体系。换言之，是宗教祭司把从上帝出发的反动的神学教条变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的意识形态。而这些适应反动的僧侣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东西，不仅与世俗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情感欲望是严重对峙的，就是与基督教中的人学思想也是严重对峙的。所以，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与其说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基督教，莫不如说主要指向的是反动的教会、反动的僧侣和他们所鼓吹的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这就说明着“人文主义”在此时出现，完全是因为对“神本主义”的不满；完全是为了反对宗教僧侣所鼓吹的神学戒律的束缚。很多学者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强调的是“反封建、反教会”，就是这个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文主义作家猛烈批判现实中的教会和僧侣，却又不从根本上否定基督教的原因。正是因为对反动教会和反动僧侣将基督教教义变成了与人的情感欲望、自由本性和世俗生活格格不入的戒律和教条，所以，新的文化必然是从对这种最违背人性的角度开始最先的突破。
    二、宗教僧侣们所鼓吹的“神学体系”的内涵，决定着它对人的自由的束缚主要体现为对人精神上的束缚。由于精神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特性，所以，“精神的纯洁”需要在人的具体行动上加以辨识。由此，在中世纪，宗教僧侣不仅要求人们信奉上帝，在精神上对上帝绝对服从，而且在行动上也要求人们“禁欲”、“苦修”和“赎罪”。这样，当“精神的纯洁”变成压倒一切的思想戒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人们（个人的和集体的）行为的戒律。这样的前提，必然会导致对人的感情、欲望和欲求的压抑--是每个人所能够感觉到的最直接的压抑。在这样的境况中，新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必然也是首先要从个人最直接的感受出发，去反抗神学教条的束缚，并从个人感受逐渐达到对人类的“人”的自由的肯定，从而形成思想体系意义上的新学说。“人文主义……是它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它重视理性，不是因为理性建立体系的能力，而是为了理性在具体人生经验中所遇到的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上的批判性和实用性的应用。”（注：引自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3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我们才说“人文主义”并不是由哪一个理论家总结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本身是一个不断由个人感受到集体共识、由个人情感到时代精神的不断丰富的过程。
    三、认识人和认识世界，是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的两大价值向度。封建的神学体系对个体性情感、行为的压抑与由此形成的对整个人类精神的控制，一方面使它成为束缚人的精神的枷锁，妨碍着人对人自身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成了限制人认识身外事物（世界）的思想枷锁，妨碍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是说，以往的人们在不能把人自己看成是自己的主宰的前提下，只能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集中在一个超自然的神灵身上。幻想通过超自然的、万能的神灵，来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说明，从而实现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解脱，这种心理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因为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潜在地规定着人们认识水平的发展程度，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使人还难以具有更为宏伟宽广的认识视野。同时，又由于个人力量难以抵御巨大的自然灾害、社会灾害所产生的盼望超自然力量来拯救自己的心理，也导致人要成为世界的主人就必须崇敬神灵，不需要人再去亲自认识客观世界的认知模式。在宗教祭司们的眼中，人不仅认识自己是有罪的，而且认识世界是有罪的，后者甚至是更大的罪过。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的两个明显的特征：通过文学来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性的真实社会性。”（注：引自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3页。 ）这样，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其实就是在这两个认识向度内觉醒运作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核心是与宗教神学对比意义上的“人”。与“神本主义”针锋相对，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与之相反，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它的确认为，这是所有男女可以依据的唯一东西，这是对蒙田的‘我是谁’问题的唯一答复。”（注：加林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人文主义的内涵包括：肯定个人的情感、欲望的合理性，反对禁欲主义。这就是说，人本首先是个人之本。个体性的人之本是理解人本主义的前提和基础。从肯定个人欲望和情感出发，人文主义者把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当成了最重要的两大任务。这诚如伯克哈特所言：文艺复兴就是要“发现世界和发现人。”（注：引自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 年版， 第233页。）前者是说，人们要探索外部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主动； 后者要发展人的个性，是说人在主观的世界领域，也具有自由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和力量。这样，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者关于人的本质的含义，说到底是人（个体性的和人类意义上的）的“自由”要从神学体系对人自身认识的束缚和对世界认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含义。“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注：引自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3页。）米朗多拉在《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中， 也以上帝的口吻对人类说，“我们不给你固定的地位、固有的面貌和任何一个特殊的职守，以便你按照你的意愿，按照你的意见，取得和占有完全出于你的自愿的那种地位，那种面貌和职守，……而我们却给你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你可以为你自己决定你的天性。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间，为的是使你能够很方便地注意和看到那里的一切。”（注：布尔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