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麦斯顿时期奠定的对土耳其海峡的政策，是英国在近东扼制俄国扩张、保持地中海地区战略平衡的产物。它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以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确立的原则为基础，即土耳其拥有对黑海两海峡的主权，当土耳其处于和平时期，海峡对外国战舰关闭；第二，与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保护英国在东方利益的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在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中，英国的传统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迪斯累里政府寻求并逐渐形成将海峡与整个东方问题、特别是巴尔干问题分开的政策，并试图改变海峡对战舰关闭的规则，以适应新形势下英帝国的利益。
    一、近东危机初期英国面临的形势及政策
    1875年7至8月，土耳其境内的波斯尼亚、黑塞格维那发生反土耳其的起义，使克里米亚战争后沉寂近20年的东方问题再次成为欧洲各国的关注点。起义发生初期，英国首相迪斯累里认为，最为理想的解决方式是由土耳其自己镇压起义（注：W·L·兰格：《欧洲同盟与阵线》，73页，纽约，1931。），避免欧洲大国介入、进而避免俄国插手并藉此危及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但迪斯累里的愿望在1875年极不现实。一是土耳其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波黑的起义得到已经自治的门的内格罗、塞尔维亚的支持，并有在巴尔干半岛蔓延的势头。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同盟不复存在，此时“三皇同盟”左右着近东局势，他们的干涉不可避免。三皇同盟中俄奥是两个在巴尔干半岛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奥国自1866年被逐出德国建立奥匈帝国以后，把目光转向巴尔干，“巴尔干是奥向东扩张的惟一道路”（注：W·L·兰格：《欧洲同盟与阵线》，69页，纽约，1931。），奥担心波黑起义会引起奥境内斯拉夫人的连锁反应，宁愿维持巴尔干的现状。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一直为重新获得在近东的优势寻找契机。俄希望通过支持巴尔干斯拉夫人取得自治，实现自己控制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宿愿。俄奥两国在近东的利益虽然大相径庭，但因担心对方单独行动，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德国在巴尔干没有直接利益，然而近东危机涉及欧洲和平和三皇同盟之间的关系，对德国至关重要的是，支持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合作，保持三皇同盟的巩固。为此，俾斯麦极力主张俄奥共同瓜分巴尔干。《泰晤士报》评论，1875年以后，“对土耳其的政策是由三皇同盟决定的。”（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13页，牛津，1934。）。迪斯累里对此深有感触，他说，三皇同盟“可以不考虑我们的意见而单独行事”（注：W·F·莫尼彭尼和G·E·巴克尔：《本杰明·迪斯累里传记》，13页，伦敦，1920。）。
    迪斯累里最初的愿望破灭以后，并没有因此放弃坚持传统政策的努力， 拒绝《柏林备忘录》，是英国政府努力的重要一步。1876年5月，俄奥外交大臣在柏林会晤俾斯麦后共同炮制了《柏林备忘录》，主要内容为：要求土耳其政府实行宗教、税收等改革；建议冲突双方停火两个月谈判，如停火期满双方未达一致，欧洲大国将采取措施（注：朱瀛泉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柏林备忘录》体现了在俾斯麦支持下俄奥对近东危机的干涉意图，期待欧洲其他大国追随。英国内阁在致各国的照会中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迪斯累里认为，“《柏林备忘录》犹如放在土耳其喉咙上的一把利剑”（注：W·L·兰格：《欧洲同盟与阵线》，82页，纽约，1931。），为俄国保留了对土耳其进行军事干涉的自由。后来，他在给女王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如果英国接受了《柏林备忘录》，君士坦丁堡已落入俄国之手（注：G·E·巴克尔主编：《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卷，455页，伦敦，1926。）。阻止俄国改变海峡地区的现状，是英国拒绝备忘录的出发点。正是英国的强硬态度，使土耳其敢于不接受备忘录。
    不断抵制德俄的瓜分建议，是英国政府努力维持传统政策的关键。近东危机开始时德国便向英国表示，英德是能防止灾难的两个国家，并以调停者的身份向英国建议，德国“支持奥国占领波斯尼亚、俄国获取比萨拉比亚、英国得到在苏伊士运河的航行安全，以此保证欧洲和平”（注：W·L·兰格：《欧洲同盟与阵线》，80页，纽约，1931。）。英国虽赞同德国的和平建议，却不能接受德国的瓜分主张。外交大臣德比在给驻德大使拉塞尔的信里谈到：“任何对领土现状的破坏都是不能接受和危险的，因一个变化会导致另一个变化，吞并不知将在何处结束。”（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18页，牛津，1934。）1876年7月，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格罗对土宣战、 近东危机进一步加剧的形势下，俄奥就巴尔干现状破坏时各自取得补偿达成协定。此后俄国公开提议，如土耳其形势恶化，“奥国占波斯尼亚、俄国占保加利亚”（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80，美国，1984。）。英国在获悉俄国的提议后，几次通过外交函件表明英国绝不能同意俄国的瓜分主张。1876年10、11月，当俾斯麦再次怂恿英国尽快占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时，英国也坚决加以拒绝。迪斯累里11月9 日甚至宣称：“虽然英国的政策是和平，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战争准备像我们这样充分。”（注：W·L·兰格：《欧洲同盟与阵线》，104页，纽约，1931。）
    拒绝《柏林备忘录》和抵制瓜分建议集中体现了英国政府坚持传统政策的态度。但从外交文件中不难发现，此时英国政界已经怀疑土耳其的领土完整是否能维持，传统政策是否符合英国的利益。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认为，土耳其要想生存下去， 必须割舍一部分领土。 他在1876年9月给迪斯累里的信里明确地表示， 他最担心的是“固守过时的政策，使英国在列强中孤立、俄国的野心得逞、而英国得不到补偿”（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132页，牛津，1970。）。由于巴尔干危机的不断升级，索尔兹伯里确信土耳其不再能成为俄国在欧洲扩张的有效屏障，他说：“即使英国希望、也没有能力恢复土耳其对起义地区的统治”，结论是“传统的帕麦斯顿政策应该结束”（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85页，伦敦，1921。）。 即便内阁中坚持传统政策最坚决的迪斯累里也承认，“如果发生战争，土耳其被瓜分将是结局”（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42页，牛津，1934。）。他甚至感到“不干涉政策”已破产，在此状况下，英国最好参预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但此后英国政府仍力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