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东危机对英国土耳其海峡政策的影响
    1878年6至7月的柏林会议为近东危机暂时画上了句号。会议最后缔结的《柏林条约》，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认了大国、主要是英奥俄三个利益国家对土耳其的瓜分（注：奥国获得波黑；英国攫取塞浦路斯岛；俄国得到巴统、卡尔斯、阿达尔罕，但巴统为自由港。参见B·M·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第2卷（上），165页，三联书店，1978。），大体维持了近东的均势。这里着重指出的是，持续三年之久的近东危机对英国海峡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英国把坚持土耳其对海峡的主权同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策区分开。在近东危机中，英国政治家们逐渐认识到，巴尔干诸国或独立或自治，脱离土耳其已是大势所趋。索尔兹伯里说：“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或迟或早要离开土耳其”，莱亚德甚至以“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总是给这个帝国带来危险和不安，总是导致战争的祸因”（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73页，牛津，1934。）劝说土放弃起义地区。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英国来说，在欧洲土耳其，只要俄国的势力不向巴尔干山脉以南扩张，就能保证海峡及君士坦丁堡的安全。《柏林条约》将大保加利亚一分为三：保加利亚公国、东鲁米利亚省及马其顿地区，濒临爱琴海的马其顿仍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基本实现了英国的要求。因此，以有限瓜分土耳其取代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将欧洲土耳其与亚洲土耳其分开，更符合英帝国整体的利益，这是英国海峡政策的一个主要变化。
    第二，英国开始把海峡问题与亚洲土耳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长远观点看，俄国向小亚细亚的推进是“对英帝国打击中最致命的一击”（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3页，牛津，1970。）。英俄海峡对峙期间，出于权宜之计，英国一度让步，但亚洲土耳其完全不同于欧洲土耳其，它直接与波斯湾、英印帝国相连。况且，在欧洲土耳其，英国可能与奥国共同扼制俄国，而在亚洲土耳其，英国孤立无援。因此，索尔兹伯里先是试图改变海峡关闭规则，继而在柏林会议上再次提出俄国交还巴统。由于这两项愿望都没有实现，1878年7月11日，柏林会议即将结束时， 索尔兹伯里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海峡的特别声明，声称英国仅对土承诺保持海峡关闭的义务（ 注：G·P·古奇和H·坦伯利编：《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1898-1914》第4卷，No.55,英国，1926。）。 声明反映了英国想把欧洲大国共同保证下的“关闭海峡”的规则变为英土双方的约定，从而为英舰队进入海峡保留权利。索尔兹伯里说，如果能保留“一旦土耳其的独立受到威胁我们进入海峡的权利，巴统即使不能归还土耳其也没有关系”（ 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5页， 牛津，1970。）。由于俄国坚决反对，也由于柏林会议没有专门讨论海峡问题，《柏林条约》再次重申了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关于海峡的关闭规则。然而，进入海峡，在黑海阻止俄国向亚洲的扩张，成为日后英国外交追逐的目标。
    第三，海峡及君士坦丁堡在英国中近东战略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在进入海峡的意图不能实现后，英国进一步强调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作用。近东危机中，索尔兹伯里曾设想，以埃及代替“在君士坦丁堡不可避免的损失”（注：C·J·洛：《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第1卷，39页，伦敦，1967。），他说：“我更愿意把整个努力放在通过埃及到印度的水路上”（注：K ·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0页，牛津，1970。）， 英国虽然多次拒绝俾斯麦占领埃及的提议，却始终不作不占领埃及的承诺。按迪斯累里的说法，在埃及问题上任何承诺“都是极不利的”（注：C·J·洛：《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第1卷，43页，伦敦，1967。）。C·J ·洛在《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一书中评论，英国“明显想保持占领埃及的行动自由”（注：C·J·洛：《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第1卷，43页，伦敦，1967。）。 几年以后英国占领埃及，显然与近东危机对英国海峡政策的影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从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到有限瓜分土耳其、从主张海峡对战舰关闭到试图改变海峡关闭规则，就这个意义讲，近东危机的确是英国海峡政策的“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并没有在海峡和君士坦丁堡问题上对俄国让步，英俄海峡之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英国也没有放弃以土耳其（此后主要是亚洲、非洲土耳其）为屏障的东方政策。英国调整传统的海峡政策，是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英国总的外交目标，即维持欧洲大陆和中近东地区的均势、保持英国的海上霸权、确保英印帝国的安全和通向东方之路的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