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俄海峡对峙与索尔兹伯里的积极外交
    1877年底，俄土战争形势恶化。随着俄国越过巴尔干山，直逼土耳其京城，海峡危机迫在眉睫。英国政府唯恐俄国迫使土耳其签订城下之盟，造成“对俄国单方面有利”的局面（注：B ·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97页，印第安那大学，1973。）。1878 年1月，迪斯累里要求内阁授权派舰队去海峡保卫英国的利益，德比担心激化英俄矛盾持反对意见。内阁最终批准迪斯累里的提议。1月24 日英国地中海舰队逼近达达尼尔海峡，以武力形成对俄国的威慑。虽然次日英国舰队离开海峡，但2月13日，在俄土签订《停战协定》后， 为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英国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停留在离土耳其京城十余英里的地方，与驻扎在离君士坦丁堡8 英里的俄国军队对峙。英国舰队在1854年有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先例，但那是应土耳其之邀，作为土耳其盟友的舰队进入海峡的。而1878年，在俄土战争中一直表示中立的英国，在俄土已经停战的情况下闯入海峡，完全违背了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的原则。难怪土耳其质问英国：“英舰驶入海峡是作为朋友、同盟还是中立者？”（注：B ·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103页，印第安那大学，1973。 ）舰队进入海峡，固然是俄军兵临城下对英国的应急措施，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新形势下英国根据自己利益需要调整海峡政策的意向。3月， 俄土签订《圣斯特法诺和约》后，英国进一步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寻找解决海峡危机的真正出路。严格地说，只有到这时，英国内阁才真正摆脱了自1875年以来的矛盾和徘徊。
    英国政府能够采取较为明确的措施得益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俄土《圣斯特法诺和约》严重侵害了英国在海峡的利益，英国有两点不能接受。一是俄国保护下的大保加利亚，南部濒临爱琴海，实际上使俄国得到了长期渴望的到地中海的出口；二是俄国占领黑海东岸小亚细亚的巴统、卡尔斯等地区，造成俄国在黑海、进而在海峡的优势局面，同时为俄国向亚洲土耳其腹地、甚至向印度边界和波斯湾扩张创造了条件（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135页，牛津，1970。）。其次，“大保加利亚”也违背了俄奥协定中俄国“不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承诺（注：B·杰拉维奇：《1806-1914 年巴尔干对俄国的牵制》，175～176页，剑桥大学，1991。），在巴尔干造成了奥国不能容忍的局面，激化了俄奥矛盾，使英国有可能摆脱近东危机以来的孤立状态。再次，3月下旬，索尔兹伯里取代德比担任外交大臣，任印度事务大臣的经历使他格外关注英国通向东方之路，在内阁主战、主和两派中，他实际是倾向于鸽派的，但他知道迪斯累里的政策与传统的帕麦斯顿政策不完全一样，前者看重亚洲土耳其、后者看重欧洲土耳其。近东事态的发展，在承认土耳其被有限分割的既成事实及为英国获取补偿上，迪斯累里与他有了共同点。因此，索尔兹伯里出任外交大臣不仅结束了内阁长期意见相左的分裂状态，而且能采取大胆积极的政策。
    索尔兹伯里就任后即发表了4月1日通告，表达英国反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原则立场，谴责条约对英国在海峡、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波斯湾利益的危害（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2页，牛津，1970。）。同时， 索尔兹伯里构想出“在欧洲划分保加利亚，在亚洲为英国取得补偿”的策略（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244页，伦敦，1921。），以具体明确的要求保卫英国的利益。
    第一，英国就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条款与俄国谈判。由于英国不能容忍俄国保护下的大保加利亚对海峡及地中海造成的威胁，谈判中提出划分大保加利亚，使其南部边界脱离爱琴海，退回到巴尔干山以北。英国一方面向俄表示，如俄同意英国的划分要求，英国在巴尔干其他问题上将不持异议。另一方面英国不惜以承认俄国对巴统、卡尔斯的兼并为交易，换取俄国的妥协。英俄协定于5月底签订， 双方同意以巴尔干山为界将保加利亚一分为二，俄国控制的保加利亚限定在巴尔干山以北。
    第二，英国就获取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与土耳其谈判。自俄土战争爆发后，英国就认为需要在地中海占领一个比马耳他离海峡更近的地方，作为俄国不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物质保证（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68页，牛津，1934。），俄国得到巴统、卡尔斯等地，加剧了英国攫取塞浦路斯的愿望。索尔兹伯里让英国驻土大使莱亚德转告，为抵制俄国在小亚细亚的扩张，土耳其必须“得到一个强国的支持，而惟一可能支持土耳其的强国是英国”（ 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4页， 牛津，1970。）。英国打着保护土耳其在亚洲利益的旗号，迫使土耳其接受自己的要求。6月初，英土签订《塞浦路斯协定》， 英国如愿以偿获得塞浦路斯岛，既加强了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随时警戒海峡，又不失作为俄国兼并巴统等地的补偿。
    第三，索尔兹伯里提出改变海峡关闭规则的设想。获得塞浦路斯可能在紧急情况下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却不能抵挡俄从陆地到波斯湾或地中海、为英国在黑海直接打击俄提供方便。因此，索尔兹伯里想用改变《伦敦海峡公约》来弥补这一缺陷。3月， 索尔兹伯里给迪斯累里的报告中提出，在未来缔结的和约中，战舰应“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海峡自由航行”（注：H·坦伯利和L·彭森：《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文件集），366页，伦敦，1938。）。英国内阁在3月底的报告中也阐述，“在海峡拆除所有的要塞、屏障，让战舰自由航行，最适合英国的利益”（注：H·坦伯利和 L ·彭森：《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文件集），369页，伦敦，1938。）。英俄、 英土协定中虽都没有直接涉及海峡关闭规则的变化，然而在索尔兹伯里脑海里，这个问题是与亚洲土耳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6月，索尔兹伯里指示莱亚德说服土耳其， 一旦俄国占领巴统等地，土耳其不反对“英国舰队自由通过两海峡”（注：W·N·梅德利科特：《柏林会议及其以后》，102～103页，伦敦，1938。）。土耳其担心其他国家反对，并以此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
    从英俄海峡对峙到1878年6月柏林会议召开前夕， 英国内阁成功地采用了互为补充的多轨外交。除英俄、英土谈判外，英国还利用俄奥矛盾的加深，与奥国签订协定，满足奥国在波黑等问题上的要求，把奥国纳入英国的外交轨道。英国以武力为后盾、以谈判代替战争，不仅使俄国交出了部分战利品，而且使自己不失时机地得到补偿，最大限度地保卫了英国在海峡的利益。这些成就为柏林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改变海峡关闭规则的动议虽遭到拒绝，但为英国在柏林会议上发表关于海峡的声明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