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11月初，英国提议欧洲大国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使级会议，会议以“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各国不谋求领土利益”为基础，各大国在此基础上与土耳其签署协议，保证塞尔维亚和门的内格罗维持现状、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那及保加利亚实行地方自治（注：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7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欧洲大国出于不同考虑，接受了英国的邀请。在英国的劝说下，土耳其也同意参加会议。然而，英国参加会议的首席代表索尔兹伯里，对会议根本不抱幻想。他在赴君士坦丁堡途中写给德比的信中报告，奥国急于想知道，如果俄国占领保加利亚、奥国占领波斯尼亚，英国怎么办。索尔兹伯里告诉德比，他对奥国的答复非常明确，“一旦奥所说的情况发生，英国采取措施保卫君士坦丁堡是不可避免的”（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100～101页， 伦敦，1921。）。这无疑等于承认，若形势需要英国必然介入其中。事后他在给英国驻土大使莱亚德的信中坦露：“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是那个时代明智的政策，现在已不可行，以更直接的方式，即重新安排某些领土来保卫英国利益的时机已经来临。”（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130页，伦敦，1921。）英国政策上的矛盾，各大国莫衷一是，1877年1月，君士坦丁堡会议不了了之。
    从近东危机开始到君士坦丁堡会议失败，英国保守党政府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一方面不愿意公开背离传统政策，接受德俄瓜分土耳其的建议和主张，跟在三皇同盟后面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又感到，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策不可能继续下去，特别是内阁中以索尔兹伯里为代表的一些人对传统政策是否符合英帝国利益产生怀疑，想追求更积极明确、更现实可行的政策。英国政府徘徊于传统和现实之间，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二、俄土战争的爆发与英国的中立宣言
    由于德国的推波助澜和奥国的默许，1877年4月， 俄国向土耳其宣战。俄土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承认英国在中近东的利益处于危机之中，但内阁意见分歧，出现以迪斯累里为代表、并得到女王支持的鹰派和以德比为代表的鸽派。鹰派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扼制俄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鸽派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寻求解决途径，避免重蹈克里米亚战争的覆辙。
    内阁冲突的结果是采取妥协的政策，1877年5月6日德比代表英国政府照会俄国，阐明英国的中立立场及中立条件。照会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俄土战争只涉及土耳其的利益，英国不援助土； 一旦战争扩展，可能危及英国的利益，英政府将采取包括参战在内的防御措施（注：W·N·梅德利科特：《柏林会议及其以后》，3页，伦敦，1938。）。（2）英国在中近东的利益范围包括苏伊士运河、埃及、 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波斯湾（注：K·伯恩和D·C·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0，美国，1984。）。 这份照会相当于一个中立宣言，被迪斯累里称为“我们政策的准则”。照会表明：第一，英国的中立是有条件的，以不损害英国的利益为前提。德比说，有条件的中立“为英国保留了充分的行动自由”（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6， 美国，1984。）。第二，英国政府已在一定程度上把英国的利益与巴尔干地区分开，照会提到的“土耳其利益”，实际指巴尔干西部起义地区。也就是说，如果俄土战争仅涉及这一地区，英国可以不介入。第三，英国的利益主要在通往东方的交通要道上。照会划定的利益范围，无一例外都直接关联英国与印度的海上交通线。而在英国的利益范围中，首当其冲的仍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关于这一点，迪斯累里屡屡拒绝德俄瓜分建议时说得很明白，俄国如控制君士坦丁堡，可随时由叙利亚到达尼罗河口，那样，英国纵有制海权也不起作用，“印度的钥匙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注：W·F·莫尼彭尼和G·E·巴克尔：《本杰明·迪斯累里传记》，84页，伦敦，1920。）。英国照会俄国后，索尔兹伯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立，意图是“坚守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因运河、埃及、波斯湾目前不可能成为战争袭击的地方”（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143页，伦敦，1921。）。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在估计俄国对英国照会的可能的答复时也认为，“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俄国可以毫不犹豫地对英国作出保证，英俄仅有的分歧在海峡”（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3，美国，1984。）。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实这一点。
    6月初，俄国答复英国，一方面保证俄国不损害英国在埃及、 苏伊士运河的利益和通往印度海上航线的安全，否认战国有获取君士坦丁堡和控制海峡的意图；另一方面又表示俄国不能肯定在军事形势发展需要时，是否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52页，牛津，1934。）俄国的答复更加引起英国的怀疑。英国驻俄大使洛夫特斯认为：“俄国在拖延时间，用‘保证’稳住英国，直至英国来不及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他给德比写信说：“如果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就落到他们手中，他们将按自己的意愿决定海峡问题。”（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3，美国， 1984。）德比对此也忧心忡忡，他说：“一旦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俄国人的情绪将被胜利的战役所激励，他们决不会放弃战争所得。”（注：K ·伯恩和D·C·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6，美国，1984。）
    7月，英国向俄国发出警告：“即使是军事需要， 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也是不可行的”，“占领一旦发生，英国采取何种措施，将根据保卫英国利益的需要作出判断。”（注：B ·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95页，印第安那大学，1973。）从英国外交事务文件中可以看到，自1877年7月至年底， 英国政府的这类警告有数次之多。但在英国警告后，有关俄国向土耳其京城进军的报告仍不断传来。 7月下旬，英国内阁不得不宣布，如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不立即撤退，英国将宣战。警告俄国的同时，英国也寻求奥国的支持。德比向奥指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对于奥的利益并不亚于英国，英国期待与奥国合作，共同阻止俄国势力的推进。德比甚至向奥国驻英大使表露：“英奥若能就此问题完全理解，英奥就将是形势的主人。”（ 注：K·伯恩和D·C·瓦特主编：《 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6，美国，1984。）而奥对英的建议并不积极。奥驻英大使告诉德比，君士坦丁堡，对奥国固然重要，但相对多瑙河右岸、巴尔干西部而言，它是“第二位”的（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9，美国，1984。）。 英奥后来虽以互换声明的方式表示尊重对方的利益，却未能结成英国所需要的共同阻止俄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盟国。未能结盟的关键原因在于两国利益的侧重点不同，一个在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一个在巴尔干西部（注：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10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国无交易可作。另外，奥国前有三皇同盟的牵制，后有俄奥协定的约束，在俄国没有违背承诺的情况下，奥国不愿为英国的利益贸然行动。
    以上看到，俄土战争爆发后，英国的政策逐渐明朗。中立宣言的实质在于：英国为维护自己在中近东的核心利益，不再固守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策。尔后一年多英国的海峡政策是沿着这一思想轨迹发展的。为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及控制海峡，英国甚至不惜一战。但在与奥国结盟的意图失败后，英国仍处于孤立。而没有有效的大陆同盟和陆军，英国不可能进行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内阁两派虽能一致发表中立宣言，在解决危机的具体措施上依然各持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