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的修改和再度引起的辩论
    面对国会和保守舆论的压力，NCHS同意对《标准》进行修改。1995年下半年，全国基础教育协会（Council for Basic Education）组织了三次讨论会，邀请全国的一些专业人士和历史学家，对《标准》的修改提出建议。1995年11月至1996年2月，NCHS遵循基础教育协会的建议对《标准》作了修改，并于1996年4月公布了《标准》的新版本。因修改本是根据基础教育协会的建议而成，所以又被称作“基础版”（The Ba-sic Edition）。
    修改后的《标准》将原来的三部《标准》合为一本，删除占原《标准》篇幅一半以上的教学活动建议，但保留了五项能力的培养。纳什认为，美国史标准的改动包括：（1）增加了科技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的内容；（2）在讨论移民问题时强调了外来移民与美国民族精神的认同；（3）强调了经济机会与美国民主之间的联系；（4）增加了殖民地时期欧洲文明和经济史的分量：（5）对二战后美苏对抗的历史作了“更为仔细”的处理：（6）对所有涉及少数民族和妇女陈述进行了调整，强调了这些群体与美国整体历史的密切联系，避免给学生留下这些群体与美国主流历史是分离的“错误概念”；（7）增加了有关一元化与多元化的讨论。（注：Nash,et al.,History on Trial,p.253.）此外，《标准》也增加了提及华盛顿和杰斐逊的次数。纳什认为，《标准》诞生于一个左右派思想交锋的年代，难免带有时代色彩，过去几十年史学研究表现了不为传统史学承认的群体在美国历史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他们顽强奋斗的历史经验，《标准》的原版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这种趋势”但这不等于承认《标准》的原版是错误的。（注：National Standards for History,Basic Edition（Los Angeles,1996）；Nash,"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y Standards,"p.597.）
    《标准》修改版的公布没有平息对历史教学的争论，相反，导致了新的一轮辩论。这场辩论主要在史学界内部进行，辩论的内容涉及历史的功能和定义等问题。1996年秋，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John Patrick Diggins）在《美国学者》杂志上发表长文，对《标准》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批判。此时，《标准》的修改版已开始发行，但迪金斯在文中并不对《标准》的两个版本加以区别。迪金斯指责《标准》为了服务于“意想中的多元民族社会的现实需要”（perceived present needs of multi-ethnic society），抬高“第三世界的文化”，贬低传统的美国文化，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他对《标准》使用大量社会史研究成果甚为不满，批评《标准》作者在选取历史文件和人物时夹带狭隘的政治标准。迪金斯最为反感的是《标准》强调了阶级冲突与对立（class antagonism）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迪金斯点名批判纳什，指责他将自己在《城市熔炉》一书（纳什在1979年出版的关于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起源的专著）中使用的阶级对立的思想引入《标准》，使这种观点“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整个历史教学标准之中”。迪金斯认为《标准》过于美化“低等阶层”，将他们的无能当成了美德。他还指责《标准》本末倒置，对类似《联邦党人文集》这样的历史精华和政治领袖完全忽略，按这样的标准教出来的学生将对权力政治一无所知。迪金斯认为，《标准》在否定美国理想和传统英雄的同时，也“剥夺了我们的希望和历史本身”。（注：John Patrick Diggins,"National History Standards,"The American Sch-olar（Autumn 1996），pp.495-522；引语分别依次见，pp,501-502,509,516-17,520.）
    对于迪金斯的指责，纳什作了激烈的回应。他说，《标准》强调三种文明交汇是说明一个存在过的历史事实，让学生了解美国文明形成并非仅来源于以白人为主的欧洲文明，并无意贬低或抬高某一种文明；《标准》也无意否认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而是力图改正传统史学只重领袖人物的趋向；实际上《标准》特别提醒学生比较不同殖民地的起源和管理方式，比较革命时期的不同派别，分析革命时期的政治与外交，这些问题都涉及领袖人物的作用。至于迪金斯指责他个人的史学思想主导了《标准》，纳什认为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标准》是众多历史学家与中小学历史教师合作的成果，无人可以主导或单独控制。（注：Nash,"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y Standards,"p.597.）纳什则称迪金斯是切尼等右派的“得力助手”，他对《标准》的极度不满实际上表现出了他对近年来历史学发展的仇视。（注：Nash and Diggins exchanges,The American Scholar,Winter 1998,pp.190-92.）
    在迪金斯与纳什的辩论之际，《美国学者》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邀请11名学者对《标准》发表意见。（注：History Forum,"Teaching American History,"The American Scholar,Winter 1998,pp.91-106.）参加辩论的学者表示了不同的观点，大致可分为支持和反对《标准》两派。但因讨论涉及到历史教学的功能问题，两派在许多问题上又出现观点交叉。反对《标准》的一方强调历史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培养有重要关联，指出过多渲染阴暗面，学生不一定能够接受，分寸掌握不好还可能破坏公民团结，涣散民族精神。宾州大学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A.McDougall）批评《标准》提出的思考问题太难，相当于研究生的水平。他强调说，历史教学有三种功能，即知识（intellectual）、公民教育（civic）和道德（moral）。只有当三者完美结合起来时，历史教学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只强调知识进取，忽视历史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功能，不仅会导致对真实历史的否认，还会离间学生与他们所处社区和国家之间的感情。（注：Walter A.McDougall for the History Forum,op.cit.,pp.101-102.）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海曼（John High-man）对此表示同意。他指出，自越战以来，美国青年对美国政治和理想普遍存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日益下降，过于政治化的历史研究会使美国民族的团结一致更为困难，而在这个“日益缩小的充满危险的世界”上，公民团结十分重要。（注：John Higham for the History Forum,op.cit.,pp.96-97.）黛安娜·雷维奇（Diane Rev-itch）则指出另一个事实：美国中小学历史教师中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受过专业历史训练，80%的历史课教师没有历史学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指望中小学跟上专业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极不现实。（注：Diane Ravitch for the History Forum,op.cit.,pp.103-104.）约翰·卢卡斯（John Lukacs）也批评《标准》的作者闭门造车，不了解学生对历史的兴趣所在和知识水平。他打比方说，历史教学犹如身体吸收营养，先要让人开胃，即让学生对历史产生兴趣，然后才谈得上识别和抛弃那些没有营养价值的垃圾食品。（注：John Lukacs for the History For-um,op.cit.,pp.100-101.）
    支持《标准》的学者同样重视历史教育在公民素质培养方面的功能，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将史学界的优秀成果融入到中小学的历史教学中，否则学生不可能准确地懂得美国的过去，也很难理解当今美国社会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美国思想史教授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为《标准》辩护说，美国历史上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美国人曾被迫处在一种“硬性规定的社会地位”上，如果忽视这一历史事实，简单地把所有美国人看成是一个笼统的（同时又分享同一理想的）个人集合体，就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也没有能准确“抓住近年来美国史学发现的最重要的真理”。（注：David Hollinger for the History Forum,op.cit.,pp.97-98.）耶鲁大学的摩根教授认为《标准》中包含了社会史学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妥，因社会史学拓展了旧史学的内容和格局。但他同时也警告说，历史的核心是权力的运作与使用，任何历史研究一旦脱离了这个主题，就有可能变成对古籍、古董的研究，丧失历史学内在的精神和历史教育的功能。摩根认为，历史应同时讲授成功和失败，让学生尽可能完整地了解美国的过去。他问道：不了解过去，不懂得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决定，不知道这些历史决定如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美国人的命运与思想，未来的美国青年何以能够明智地（in-telligently）参与书写未来美国历史的工作？何以能够延续美国历史中的那些真正的优秀传统？（注：Edmund Morgan for the History For-um,op.cit.,p.103.）哥伦比亚大学的方纳教授回顾了自己的中学历史课，他说，当时教师只讲美国立法程序如何地民主，从不讲院外游说集团和竞选基金等“非民主”的政治影响，让人觉得美国民主真的是井然有序，公平合理；讲奴隶制时，只讲奴隶制是美国历史上的不幸插曲，大讲奴隶是如何地丰衣足食；照这样充满偏见和无知的历史课程讲下去，美国学生学到的只是不真实的历史，一旦进入社会，他们就会对美国现实中的种种矛盾束手无策。与摩根一样，方纳也提出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不应忽视政治思想和权力的内容。他强调，应观察和研究那些作为美国社会中心价值的思想在历史上得到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民的运用的过程，只有在了解和懂得了这个过程之后，学生才可能领悟到美国史的精神，也才能学会以公正和勇敢的态度去面对美国历史中那些“令人尴尬的地方”。（注：Eric Foner for the History Forum,op.cit.,pp.94-96.）
    同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的辩论促进了美国社会对历史教育重要性的认识。1997年，要求尽快实施全国性的教学标准的呼声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为强烈，连《纽约时报》也疾呼：改革美国教育的出路在于建立全国教学标准。（注：Sara Mosle,"The Answer Is National Standards,"New York Times Magazine,October 27,1997.）与此同时，各州纷纷开始制定新的或改进原有的历史教学标准。根据全国历史教育网络（National History Education Network）主任洛雷塔·洛贝斯（Loretta Lobes）最近的一份报告，1997年以来，除艾奥瓦州外，所有州都已开始制定和实施州的教学标准。虽然各州制定的历史教学标准不尽一致，但太多以《全国历史教学标准》为蓝本或请全国知名的历史学家作顾问。威斯康星州所制定的标准的历史分期则照搬了《全国美国史教学标准》。（注：Loretta Lobes,"The State of History Education:History Standards and the States,"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Perspectives,Vol.35,No.8（November 1997），p.21.）在《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的修订版即将发行前，原版的定购量突然大增。据NCHS的统计，定购原版的人主要是中小学的历史教师，他们显然认为原版对他们的教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注：Nash,et al.,History on Trial,p.254.）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史教学标准》（原版）的影响并没有因参院和保守派的反对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