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在美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因为《标准》本身包含了鲜明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色彩，而后者正是近年来美国社会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有效地运用了群体斗争的策略，将分散的个人权利转变成群体权利，使同一群体的政治力量能够迅速积聚，通过有效机制和策略，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本群体权利状况的改善。民权运动后，群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和群体政治成为美国社会权利斗争的主要方式，也成为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基础。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美国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要求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文化和传统给予平等的尊重，要求政府坚决捍卫民权运动的成果，促使政府采取包括“肯定性行动计划”在内的经济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彻底摆脱历史性的歧视。（注：80年代以来，“肯定性行动计划”政策对少数民族和妇女进入学术界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应过分夸大其功能，目前美国大学的研究和教学队伍的主体仍以白人男子为主。事实上，在有的情况下，“肯定性行动计划”被当成是一种“配额”政策来实施，即象征性地吸收极少数量的少数民族和妇女进入学术界，作装饰（windowdressing），然后，将其他合格的少数民族和妇女候选人拒之门外。与此同时，靠真才实学进入学术界的少数民族和妇女学者也不愿被人当作是“肯定性行动计划”政策的受惠者。）多元文化主义对改变美国社会的歧视文化，提倡不同民族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有积极的作用，对改变少数民族的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的帮助，但也带来了许多矛盾和争论。由于各群体都强调自己的民族传统，强调本群体在美国历史上的特殊位置，美国社会一度出现了“认同危机”。此外，由于提倡多元文化主义与实施“肯定性行动”政策挂钩，所以，关于多元文化价值的争论不再是抽象意义的，而牵涉了不同群体的现实利益（如工作、就学、就业和资源分配等）。这种牵连使对多元文化和种族平等问题的争论往往变成尖锐对立的利益之争，从而加深了美国社会在群体认同与美利坚民族认同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到底是一个由相互分离甚至对立的民族组成的集合体还是一个具有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国家？群体的传统和利益是否应高于美利坚民族的共同传统和整体利益？什么是美国人民的共同传统？自80年代末起，这些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辩论的焦点。（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Arthur 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New York:W.W.No
    rton,1991）。）《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无疑要被卷入美国社会中这场更大的辩论。
    七、《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及其辩论的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制定《全国历史教学标准》是美国教育史上的一次有突破意义的改革实践。专业历史学家和中小学历史教员相合，试图将最新学术成果纳入中小学教材，改变专业研究和公共教育脱节的现象，这是美国教育改革的新思路，也是为了克服教育地方化带来的弊病。此外，《标准》的制作由联邦政府出面资助，民间专业机构主持制作，开创知识界和政府在提高全国教学质量方面的合作，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尝试。但如同上面的讨论所示，史学界和教育界立志改革的精神可嘉，但要建立和实施标准并非易事。《标准》的制作者可以将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梳理分类，并转化为高质量的教学指南，但《标准》的制作本身及其实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原因，美国史的学术研究往往被政治化了，人们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也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虽然关于美国历史的争论从来就是政治化了的）。除此之外，美国学术界一向喜欢以学术自由为由，抵制任何官方或半官方的对学术研究的限制，建立全国统一的教学标准，对一些激进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大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建立一个为史学界和美国社会共同接受的历史教学标准显然不太现实。
    围绕《标准》的辩论实际上是一场关于美国历史内涵与本质的辩论。支持和反对《标准》的人都不否认历史有重要的教育功能，都认识到历史教育是培养公民意识和构造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格外注重对历史内容的选择，格外关心对历史问题的解释，格外希望将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美国历史经验和记忆传输给学生。但是美国史学界和美国社会对什么是美国历史的本质有非常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反对《标准》的人称，《标准》对美国的光荣传统和辉煌成就讲得太少，对欧洲民族（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美国的巨大贡献讲得太少。他们认为，没有西欧民族的政治思想与传统奠定的基础，没有类似华盛顿、杰斐逊、爱迪生这样的传统英雄人物的贡献，美国不可能有今日的伟大。而支持《标准》的人则认为，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积累和完善的过程，美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的不公正，不同的种族和群体之间在分享所谓“美国梦”时曾经是极度的不公平，而正是因为不同群体利用美国政治思想中自由和民主的概念，利用美国的政治机制，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才使美国历史上的极度不公正得以改正，美国思想和体制才增加了新的内容，传统的美国精神才可以不断地获得新生，并为包括过去受到歧视的群体所接受和欣赏。支持《标准》的人并不像他们的批评者说的那样是在诋毁美国的传统，相反，他们可能比反对《标准》的人更欣赏美国的传统，一种不同的传统。
    支持和反对《标准》的人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小学生在学校应该学什么样的历史，而是学生将具备什么样的历史观，他们将如何运用这种历史观去评价美国的过去、认识美国的现在和预测美国的未来。《标准》的制作和支持者可谓是一群历史未来主义者（historical fut-urists），他们深知美国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希望美国的教育能提前为一个真正多元化的美国的到来做好准备。从这种意义上看，不管《全国历史教学标准》是多么的粗糙，而且如何地违背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它的确是一次有勇气的尝试，因为它不仅企图扭转旧的史观，而且还期望塑造未来的美国。《标准》的写作者和支持者也许并不同意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也许分享这位英国政治小说家对历史学的命运和功能的观察：“掌握过去的人掌握着将来；掌握现在的人则掌握着过去”。（注：George Orwell,198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p.186,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