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非殖民化可谓任重道远。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基本概念的纠正。这包括系统地纠正对人类文明史的一些有意无意的曲解。如对“非洲有没有历史”的看似无知而幼稚的疑问，认为“印度从来就没有历史”的观点，对东方社会几近无知的偏见，对印第安人古代文明的忽略。印度学者克罗德·阿尔瓦雷斯在其书名为《历史非殖民化》的著作中对从15世纪以来的印度、中国和欧洲的技术和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观。（注：克罗德·阿尔瓦雷斯：《历史的非殖民化》（Claude Alvares,Decolonizing History: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India,China and the West,1492 to the Present Day），果阿1991年版。）其次，主题的突破。这应该表现在研究对象和题材上。例如，非洲和印度的历史不应写成“探险者史”或“殖民统治史”，而应成为真正的“非洲人民史”、“印度人民史”。这并非耸人听闻。1993年由一位英国人写的加纳史著作中就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欧洲中心论。（注：约翰·卡尔米凯：《非洲黄金地：从黄金海岸到加纳》（John Carmichael,African Eldorado:Gold Coast to Ghana）。伦敦1993年版。可参见李安山的书评，载《现代非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32:3（1994），第539-541页。）再次，观点和方法的突破。在历史的非殖民化这一点上，印度学者已走在前面。印度史学家一反剑桥学派重政治史和精英史的史学传统，对农民、妇女等长期受到忽略的社会集团进行研究，从而被国际学术界称为“社会下层研究学派”（subaltern school）。（注：参见R·古哈主编：《社会下层研究文选，1986-1995》（Ranajit Guha ed.,A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1986-1995），明尼艾波里斯1997年版。）依附理论则是拉美学者力图突破欧洲学术传统的一种尝试。
    著名的历史学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前总理埃立克·威廉斯一直十分重视历史的非殖民化。他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是世界历史非殖民化的开创性著作。（注：李安山：《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50年西方史学论争述评》，《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第76-84页。）1971年，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他的自传《内心的渴望：一个总理的教育》。在这部著作中，他郑重地提出了“学术非殖民化”的问题。同时，他将尼赫鲁的《世界史一瞥》称为“学术非殖民化文献中的一部杰作”，认为这部著作有两个目的：第一，说明亚洲文化和历史在世界上的地位；第二，要把印度的历史摆在恰当的地位。（注：埃里克·威廉斯：《内心的渴望：一个总理的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22、426页。）我国近代史学者余绳武也指出：西方历史著作中仍有某些殖民主义的思想残余，这是中西关系中研究的障碍。（注：余绳武：《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44页。）李安山则在“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一文中提出了非洲历史非殖民化的问题。他认为，对非洲历史的曲解是与种族歧视和殖民统治相联系的，重修客观的非洲历史还有赖于全世界非洲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注：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亚非研究》1994年第4辑，第66-86页。）
    近年来，西方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麦克尼尔尝试着从全人类的角度写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西方的兴起；人类社会的历史》；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已均被译成中文；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更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对世界历史进行非殖民化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没有直接使用“历史的非殖民化”这一概念，但其意思却十分明确：殖民主义历史学的时代已经明显地过去了，把殖民主义的史学颠倒过来。（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226-227页。）
    文化和心理的非殖民化起步维艰。殖民主义并不仅限于在殖民地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它以傲视一切的态度将种族文化优越感带到了殖民地，力图抹杀殖民地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取而代之，从而建立了一种“文化霸权”地位。这种殖民主义统治集团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前殖民地人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民族独立运动的理论家法农深刻阐述过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心理影响。他认为，殖民统治者力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殖民地人民：宗主国代表至高无上的法律、文明进步与和平秩序；殖民地人民只能是法律的违反者，代表野蛮和落后。白色代表善良和美丽，黑色代表邪恶和丑陋。（注：F·法农：《地球上的受苦人》，第153-185页。）阿拉伯学者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批驳了西方对东方的歪曲，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东方主义的缘起。从近代以来，虽然也有所谓的“东方学研究”，但其研究对象始终处于任人臆想、任人塑造而无权过问的地位。如果，东方主义成了西方和东方交往的一种既定的模式。他尖锐地指出：不论在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中，西方对东方的描述都充满着扭曲和丑化，野蛮化和女性化。东方主义成了西方支配、重组和施权威于东方的一种方式。（注：E·萨伊德：《东方主义》（E.Said,Orientalism），纽约1978年版，第1-28页。此书的“东方”主要指阿拉伯地区。还可参见萨伊德：《文化与帝国主义》（E.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纽约1993年版。在这部新著中，萨伊德涉及的范围扩大到亚非地区，他也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非殖民化”一词的。）
    法农和萨伊德的论点虽有偏颇之处，但他们提出的文化和心理的非殖民化都反映了前殖民地人民的一种强烈愿望。非洲学者恩格尔贝特·姆文在1978年曾写了一篇题为《从屈服到继承》的文章。他认为，有过殖民地经历的非洲面临着全面非殖民化的艰巨任务，这包括文化的非殖民化。他指出：“除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式的推理法或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以外，通往真理的道路还有许多条。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身包括必须要实现非殖民化。（注：转引自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59-60页。）国际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问题。1993年，古本根基金会应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建议，组织一批国际级的杰出学者（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创立了“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对社会科学的目前状况和未来前景进行思考。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委员会提出了具有挑战性和前瞻性的报告，严肃地提出了社会科学非殖民化的问题。（注：转引自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60页。）
    语言的两个基本功能是文化载体和交流工具。在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的语言也成了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工具。英属东非的殖民官员曾在30-40年代提出过将东非海岸地区普遍使用的斯瓦希里语发展成通用语，但遭到了英国殖民部的反对。其理由是官方语言的作用不在眼前，而在于输入殖民宗主国的文化，英语在“树立持久的价值观念”以实现文化渗透上所起的作用是非洲本地语言所难于比拟的。（注：转引自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7卷，第649页。）1977年，肯尼亚的著名作家恩古基·瓦·提翁格在发表他的《血之花瓣》时郑重声明：他以后写的长短篇小说不再用英语发表，而只用基库尤语发表。1986年，在题为《精神的非殖民化》的讲演中，他再次宣布：他的任何作品不再用英语而只用基库尤语和斯瓦希里语出版。（注：恩古吉·瓦·梯翁戈：《精神的非殖民化》（Ngugi wa Thiong'o,Decolonising the Min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伦敦1986年版，xiv。）尼日利亚学者旺达·阿比姆博拉在强调非洲思想的非殖民化时强调，“如果非洲要知道自己的心灵，开辟自己的道路，这只有通过促进本地口述文学和使用本地语言的著述才能达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学，则难以宣称有自己独立的个性。”（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日非洲的传统与发展》（Unesco: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n Today），巴黎1990年版，第15-22页。）很明显，语言的非殖民化也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