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历史学界一直较少使用“非殖民化”这一词。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研究角度的不同。从60年代起，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民族解放运动史上。这无疑加深了我们对遭受殖民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历史的了解，同时给予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道义上的支持。但是，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殖民宗主国的反应应该是一个过程（暂且将这一过程称为“非殖民化”）的两个方面。更通俗地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的斗争可以用“民族独立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来表达；后者的反应可以用“殖民撤退”（在被动或被迫的情况下）或“权利转移”（含有计划和力争主动的成分）来形容。
    研究角度的不同影响了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效果。从内容上说，我们长期忽略了殖民宗主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这包括其被动和主动的反应，过渡性措施和长远性安排，短期的政策调整和长期的战略目标等，也忽略了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与殖民统治者的相互妥协和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从而未能将非殖民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从研究效果上看，我们一方面认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直接摧毁了旧殖民体系，另一方面又强调新殖民主义是原殖民宗主国阴谋策划的结果。我们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两个论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最后又导致了新殖民主义的产生？
    第二，研究资料的缺乏。非殖民化的高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原殖民宗主国的有关政府档案自80年代才逐步公开。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也在80年代才开始。
    第三，在认识上仍然受共产国际传统看法的影响。罗易的“非殖民化”理论遭到批判，他本人也被共产国际开除。在我国，虽然研究共产国际的学者对他的理论从批判的观点有所涉及，但世界史学者囿于理论上的禁区，直到80年代初一直没有人对“非殖民化”理论进行过正常的讨论。
    荷兰历史学家威斯林曾指出：“非殖民化已经结束。它肯定属于过去。然而它却拒绝成为历史。”如果“非殖民化”在这里是指政府方法，他无疑是对的。经济的非殖民化已经开始，并在一些地区已初见成效。然而，历史、文化和心理的非殖民化却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