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廖学盛同志说：“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原始社会的瓦解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诞生，都是同一过程的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在它们那里，都是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直接而且自然地产生了奴隶占有制社会”。上述论点，同样既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相对立，又不符合史实。
    马克思已经指出，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是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商品经济。既然奴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商品经济自然也相应的占据统治地位，如恩格斯所说的：“或者是象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12〕。商业资本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区发展到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程度，与原始社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在奴隶经济与原始社会之间，是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和规律性的。
    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3〕。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这种社会形态”，是指“对抗”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说明“史前时期”告终后的最初一个对抗形式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古代的生产方式”。
    恩格斯在关于“统治和奴役的种种关系”“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论述中，首先提出的，是在原始公社的基础上，起先的社会公仆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主人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成为希腊的氏族首领，成为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的道路〔14〕。这条道路，也就是在原始公社的基础上产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道路。因为，恩格斯提出的“另一种阶级形成的过程”〔15〕，才是产生奴隶制度的道路，并且，“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16〕。显然，两条道路，一先一后，不是平行的。恩格斯提出的“两条道路”和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的、古代的”两种生产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这种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17〕。在“进入历史”初期，还存在着农村公社和土地国家所有制，国家以地租和赋税合一的形式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以，恩格斯首先提出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史前时期”进入“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的道路。按照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来说，希腊、罗马的古代史进程是：“史前时期”、“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在“史前时期”（原始社会）和“古代的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廖学盛同志说希腊、罗马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直接产生奴隶制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是相对立的，同时，也不符合史实。
    考古学提供的材料证明，希腊早在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器时代时就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据派罗斯的一块泥板文书记载：在某地段中，国王占地60份，军事统领占地10份（每2.4份约合1公顷），显然，这是公社分配的份地。那么，国王和军事统领在分得这些土地以后，是不是使用奴隶进行生产呢？不是的。他们把土地租给农民，收取实物地租。这种租佃制证明，国王和军事统领并没有在他们分得的土地上使用奴隶进行生产；至于一般的公社成员，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泥板文书中还有国王向农民征收赋税的记载，有些铭文还提到手工业者可免缴国家捐税。这证明，克里特、迈锡尼国家是以地租与赋税合一的形式榨取农村公社中的小农的剩余劳动的。这种剥削制度，正是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希腊、罗马是在经过了长达1200多年的克里特、迈锡尼和荷马时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之后，才进入奴隶制时期的。
    罗马的情况，也是这样，请参阅拙作《论古希腊、罗马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18〕。
    三
    廖学盛同志说，奴隶制度的出现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历史自然发展过程的合乎规律的表现。只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的有机联系作系统的辩证的考察，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更富有成效”。遗憾的是，廖学盛同志没有正确理解和接受马克思关于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的结论，所以，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马克思明确的指出，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是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是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经济。这就说明了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随着商业资本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雅典，恩格斯说：“发生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时（公元前509 年）才最终被推翻。”〔19〕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至公元前509年克利斯提尼革命推翻贵族统治，从革命的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有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贵族统治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有产阶级民主制度，这种有产阶级民主制度与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风俗习惯和思想文化体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廖学盛同志却把两者联系起来，作为原始社会瓦解与奴隶制社会诞生紧密相连的依据。例如：公元前451 年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伯里克利提出的公民权法，规定只有父母均为雅典人的人才能取得公民权，也就是说，父母中如有一人不是雅典人的人，就不能取得公民权。这本来是对公民人数的一种限制，廖学盛同志也提到：“公元前411年，安提丰等人曾力图使公民人数以5000为限， 也就是只允许富有公民行使参政权；公元前404年，按照克里提阿斯的计划， 只应有3000人享有公民权。这些规定和计划，都是有产者根据他们的阶级利益作出的。早在公元前594 年梭伦就已经根据财产的多少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只有第一等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官职。所谓有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质上也就是有产阶级专政。所以，尽管公元前451 年通过的公民权法规定只有父母均为雅典人的人才能取得公民权，但是，如果是有产者，即使是非雅典人，也还是可登记为雅典公民。廖学盛同志不也提到“在公元前4世纪，一个名叫帕西昂的奴隶，就曾获得雅典公民权， 成为名噪一时的富翁”吗？ 一切以有产者的阶级利益为转移， 这才是公元前451年雅典通过公民权法， 规定只有父母均为雅典人的人才能取得公民权的实质。廖学盛同志说上述规定“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关系的血缘联系”，以此来论证雅典奴隶制社会与原始社会的“密切联系”，是不科学的。恩格斯说：“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但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20〕，“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21〕；“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22〕；到克利斯提尼革命时（公元前509 年）……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23〕。在公元前451年雅典通过公民权法以前， 社会范围内的血缘关系，早已被商品经济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实质上是有产阶级专政，与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并没有什么关系。至于父母与下一代的血缘关系，现在以至将来都还是存在的， 怎么能根据这种血缘关系把公元前451年雅典通过的公民权法中关于只有父母均为雅典人的人才能取得公民权的规定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关系的血缘联系”起来，以此论证原始社会瓦解和奴隶制社会诞生的“紧密相连”呢？
    雅典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有产阶级民主制度，或者说，有产阶级专政。这种政治制度，与原始社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廖学盛同志把上述政治制度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与原始社会连在一起，以此来论证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不科学的、不能成立的。
    还提一下，古代雅典、罗马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出现的上述有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古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从上层建筑的这一侧面，也可以说明古代雅典、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局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