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的投票活动从1934年11月28日开始，至1935年6 月下旬结束。起初人们的反应并不十分热烈，前十天才回收票17万多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人们的参与热情逐步高涨，回收的票数也急剧攀升。1935年1月13日由国联主持的萨尔公决获得成功后， 每周回收的票数达到了25万张；3月德国宣布重整军备后， 每周回收的票数升至50万张；4月斯特莱沙会议期间每周则高达75万张；到5月底活动结束前每周收到的票数超过了100万张。据事后统计， 在这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活动中，共有11 640 066人参与投票，约占当时英国人口的 1／3。
    显而易见，和平投票的结果证实绝大多数英国公众对于国联及国联所倡导的集体安全持拥护态度。对此，《每日先驱报》在6月28 日发表社论给予了恰当的评价，社论称：“和平投票的结果显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即英国公众舆论的主流要求的是这样一项政策，它不是基于孤立的政策，也不是基于特殊的联盟或是敌对的政策，而是一项基于国联体现出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政策。”（注：马丁：《第一次英国公民投票：和平投票1934 - 1935 》（ Martin,The First British Referendum:The Peace Ballot,1934-1935）， 载《英国史评论》（Enghlish Historical Review）1980年。）毫无疑问，和平投票的结果对于渴望重振国联声威的和平人士来说是一巨大鼓舞。因此，国际联盟协会的领导者们一方面将投票结果公之于众，另一方面也急于向政府施加影响。投票结果公布第二天，塞西尔便对其同事艾伯特·霍尔说：“第一件事就是要确保政府理解发生的一切。”（注：马丁：《第一次英国公民投票：和平投票1934 -1935 》（Martin,The First BritishReferendum:The Peace Ballot,1934-1935 ）， 载《英国史评论》（Enghlish Historical Review）1980年。）此后，全国声明委员会组成了一个由多个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于7月23 日在塞西尔率领下拜会英国首相鲍尔温，将和平投票的结果呈交给政府。显然，英国和平组织希望和平投票的结果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有所影响。
    二
    如果说和平投票事实上对英国政府的决策的确有所影响的话，那么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投票结果公布前后英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处理意埃冲突问题上所作出的政策调整。
    肇始于1934年12月5 日瓦尔瓦尔事件的意埃冲突在时间上基本上与和平投票是同步演进的。瓦尔瓦尔事件起初只是一起普通的边界冲突，但由于意大利蓄意利用这一事件来实现它吞并埃塞俄比亚的野心（注：意埃冲突爆发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在12月20日亲自起草了一份《解决意埃问题的行动指示与计划》，其中将意大利的目标定为“摧毁阿比西尼亚的武装力量并全面征服埃塞俄比亚”。参见罗斯托：《英法关系1933-36》（Rostow,Anglo-French Relations,1934-36）伦敦1984年版，第74页。），遂使得这一事件逐步演变为一场历时一年多的国际争端。
    英国政府对于意大利的侵略意图心知肚明，但是在如何解决意埃冲突的问题上始终奉行所谓的“同意大利协商和忠于国联”并重的“双重政策”。英国外交大臣霍尔曾在下院解释说这种政策就是“一方面我们充分参加盟约所规定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我们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注：希尔德编：《1935年国际事务文件集》（Heald,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5）第2卷，伦敦1937年版，第344页。 ）。但是，双重政策的实质在于谋求与意大利协商，这一点在和平投票公布之前表现得非常明显，其突出表现在英国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过于偏重与意大利协商，而在支持国联方面则态度消极：事件发生之后，英国先是竭力反对国联介入意埃冲突，甚至在1935年1月和3月为迎合意大利的意愿而伙同法国操纵国联先后两次回绝了埃塞俄比亚要求国联干预的请求，其后又在国联受理意埃冲突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企图在国联以外解决意埃冲突。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政府一方面设法拖延国联的日程安排，如5月25日左右行政院为调解意埃冲突留出3个月的时间；另一方面急于寻求与意大利私下协商妥协方案，6月19 日英国政府单独提出了一个以牺牲埃塞俄比亚利益为基础的和平方案，并派国联事务大臣艾登于6月22-24日亲自出访罗马和巴黎，兜售其计划。
    英国上述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损害英意关系。早在1935 年2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就曾上呈英王，预言说埃塞俄比亚问题有可能后果严重，但“必须处理得不致对英意关系产生有害的影响”（注：帕克：《大不列颠、法国与埃塞俄比亚危机》（Parker,
    GreatBritain,France and the Ethiopian Crisis）， 载《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974年4月号。）。5月17日， 英国内阁开会讨论英国在国联行政院处理意埃冲突的问题时应该采取的原则，结论仍然把维护英意关系放在首位：英国将履行作为行政院一员的义务，“但在一切问题上都不要丝毫损害联合王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友好合作”（注：哈迪：《阿比西尼亚危机》（Hardie,The Abyssinian Crisis ），伦敦1974年版，第122页。）。英国看重英意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顾忌德国的危险。当时在英国人眼中执意重整军备的德国才是欧洲的“根本危险”。为了消除战争隐患，英国政府希望联合法国和意大利与德国通过谈判达成谅解，在英国的计划中，意大利的合作是迫使德国就范的重要砝码，因此极不愿意看到意大利与英国的关系出现裂缝。英国外交部常务次长范西塔特曾坦率地表示：为了欧洲的和平，英国是“经不住与意大利争吵并把它赶到德国的怀抱的”（注：《英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Affairs）第2辑，第14 卷（以下简称DBFP,2/XIV），No.175,第167页。）。1935年3月15 日德国公开宣布重新武装后，英国更不愿意在意埃冲突问题上得罪意大利。当时英国驻德国大使菲普斯的话说得非常直露：“我担心如果我们对意大利的反应过于激烈，我们可能看到阿道夫·希特勒将作为墨索里尼最好的朋友出现，从而使意大利可能会冒险背着我们与德国达成谅解。”（注：DBFP,2/XIV,No.276,p272。）为此，英国在1935年上半年执行其双重政策时的重心总是倾向于撇开国联私下谋求与意大利的妥协。但是，由于意大利蓄意扩大事端，艾登的罗马之行无功而返，英国的计划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