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和平投票结果的公布使政府的处境极为尴尬。6月29日《经济学家》总结道：“总的说来，和平投票的结果揭示了在以集体安全确保和平的政策背后拥有怎样令人注目又令人畏惧的公众舆论的支持。没有哪个政治领导人敢于无视这种决定性的示威行动。”（注：帕特里克：《无剑之盟：公众舆论与英国国防政策 1931 - 1935 》（ Patrick,Covenants Without the Sword:Public opinion and British Defence Policy 1931-1935），安大略1983年版，第149页。 ）毫无疑问，要想在大选中再次获胜，英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扭转被动局面。8月1日，政府宣传部负责人高尔向新任首相鲍尔温汇报说政府极有可能在下次大选中失败，建议政府在战争、和平与国联的未来等问题上多作文章以争取自由党人的选票（注：M.考林：《希特勒的影响》，第93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政府对国联倡导的集体安全原则并无信心，但为了避免大选失败，不得不决定在意埃冲突问题上高举国联的旗帜来换取公众的支持，用当时的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的话说就是：“为了国内政治的原因，有必要试验一下国联。”（注：汤普森：《反绥靖主义者》（Thomson,The Anti-appeasers），牛津1971年版，第76页。）对于政府的决策，英国保守党人物利奥·艾默里的评价堪称一针见血，他写道：“对于政府来说，要逆水行舟谈何容易。在即将举行的秋季选举中，这个办法就远不如领导这个潮流，战胜联合起来的反对派，顺流而下，以集体安全捍卫者的身份夺取政权更好一些。这种诱惑力是不可抗拒的。”（注：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9-250页。）“当保守党的议会组织者和保守党员（下院候选人）想到这个使选举运动的暗淡前景变成胜利的曙光的妙计时，个个得意洋洋。”（注：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2页。）7月2日，张伯伦这位从一开始就把“和平投票”斥为“胡闹”的人对其同僚说出了他在意埃冲突问题上主张实验一下国联的另一番考虑：为了反击舆论对国联的支持。他说：“如果最后表明，国联无力采取有效干涉的手段阻止这场战争，那就确实不可能继续编造国联完全有其存在理由的谎言。”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在和平投票结果公布后所进行的政策调整绝不是顺应舆论，而仅仅是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的权宜之计。
    历史的发展印证了上述分析。1935年10月意埃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一方面假意支持国联开始讨论对意制裁问题，一方面又急于与意大利私下进行谈判。为了做到既赢得大选又不妨碍与意大利的妥协，英国政府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在10月28日公布的大选公告中，政府极力标榜自己拥护国联的立场，称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将国联“继续作为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我们将继续尽全力维护国联盟约”（注：罗伯逊：《1935年英国大选》（Robertson,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35），载《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74年第1期。）。因此，尽管大选准备仓促，但是保守党仍然在11 月14日大选中获胜（注：1935年11月大选中保守党获得下院387 个席位，工党只获得154个席位，自由党获得33席。）。一年后， 鲍尔温在下院的演说中不无得意地回顾了他决定提前大选的决策，他说：“我认为经过1934年冬-1935年冬发生的某些事件，我国已经懂得什么是它最严重的危险。我所作的一切就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其它时间较少不幸的时间并以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可是，说实话，当时我也曾设想……可能得不到特别大的成功。”（注：罗伯逊：《1935年英国大选》（Robertson,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35 ）， 载《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74年第1期。）大选的获胜使政府消除了背着国联与意大利寻求妥协的顾虑。因此，政府立即抛开了拥护国联的面具，继续展开与意大利私下的勾结。12月8 日英国外交大臣霍尔在巴黎与法国外长赖伐尔共同炮制了一份新的出卖埃塞俄比亚的计划，即臭名昭著的霍尔-赖伐尔计划。霍尔-赖伐尔计划的出笼充分暴露了英国政府在意埃冲突问题上政策调整的真实动机。
    综上所述，1935年英国民间的和平投票与政府决策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作为英国非官方组织发起的第一次全国性的社会调查，和平投票的主要目的在于澄清舆论倾向、重振国联声威并进而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从实质上讲，这是英国国内拥护国联集体安全政策的和平主义势力为影响时势而自发作出的一项努力。活动的成功实施反映了渴望和平的公众对这种努力的支持与响应。和平投票的结果及其公布在很大程度上的确给政府的决策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它促使政府在内政外交上都作出了一定的调整，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达到完全左右政府决策的程度。相反，政府尽管在决策过程中不得不顾及舆论的倾向，但并没有被动地顺应舆论而从根本上改变既定政策，所做的政策调整也仅仅是局限于某些策略上的暂时调整。从和平投票前后英国政府在意埃冲突问题上的政策变化这个具体问题上看，与其说是国内舆论左右了政府决策，不如说是政府利用了公众舆论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