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瓜分中国说的出笼及其实行
    近代以降，对中国来说，先是先有被瓜分之实，而后才有瓜分之说的出笼。孙中山说：“盖自日本败中国之后，西人见如此地广民众之国乃败于撮蕞尔弹丸之日本，各国之野心家遂大倡瓜分中国之议。”（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2页。）将瓜分中国说的出现与甲午战争相联系，是十分正确的。英国历史学者菲利浦·约瑟夫（Philip Joseph）即曾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德国于1897年在胶州湾的行动是瓜分中国的信号。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瓜分的势力在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就开始行动了。”（注：《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8页。）
    1894年9月中国平壤之败以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已经暴露无遗，于是早对中国存有觊觎之心的某些欧洲国家暗中勾结，开始了共同瓜分中国的酝酿。它们先是制造瓜分中国的舆论。10月2月，俄国彼得堡报纸即载文发表“俄不如合英、法二国剖分而食之”（注：《中东战纪本末》卷三，光绪二十二年排印本，第3页。）之论。到1895年初，《新闻报》竟公然鼓吹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注：《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4页。）。《新时代》也刊登专文鼓动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建成以前，我们现有的边界绝不是固定不变的界线，而仅仅是一条分界线而已。……为什么俄国就不能在太平洋沿岸取得一个立足之地？”（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52.）这些报纸所散布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俄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如俄国新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Aleksei Lobanov-Ristovsky）即曾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建议，采取对日本妥协的方针，并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同日本一道瓜分中国，使俄国得以“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7册，第310、315、324、327、317、344页。参看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册，第30页。），立即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首肯。到中日马关议和期间，财政大臣维特（Count Sergius Witte）认为，日本必要割占南满，而“欧洲列强及日本大概都意识到不久将来就要瓜分中国”所以俄国决不能后人，必须反对日本占领南满，以此获得清政府的酬谢，“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15），即不用一兵一卒的代价便要挤进瓜分中国领土的行列中。
    德国早想从中国获得一个侵略基地，为了共同的利益，便主动同俄国勾结起来，企图一起伺机参加瓜分中国的活动。德皇威廉二世亲自致函尼古拉二世称：“我将有兴趣地等待我们行动的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希望，正像我将乐于帮助你解决俄国终将吞并某些领土的问题一样，你也将亲切地使德国能在不‘妨碍’你的某处地方获得一个港。”并极力唆使俄国东进，他保证俄国在“欧洲的后方不受任何人的干扰”（注：《“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115页。）。早在1894年秋间，德国政府内部就开始讨论起在中国占领据点的问题。首相霍亨洛（Prince Von Hohenlohe）主张乘机夺取台湾。驻华公使绅珂（Schenk zn Schweinsberg）主张取得胶州湾和澎湖列岛。外交大臣马沙尔（Baron Marshall）则认为，澎湖列岛商业价值不大，而占领台湾省，既存在着日本的障碍，又要面临同法国发生冲突的危险（17）。事实确如马沙尔所分析那样，法国始终对台湾存在垂涎之意，但此时正用兵于马达加斯加岛，显然力难兼顾，于是便借感情的原因企图染指澎湖列岛（注：《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407～409页。）。基于以上情况，德国政府决定暂时等待时机，到条件成熟时再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联合行动。
    在此时期，列强的心态虽然不一，企图乘机瓜分中国领土也好，担心瓜分会影响其在中国已获得的权益也好，但无一不是从维护其本国的最高利益着想。不过，在西方瓜分论者中间，看法也并不一致。其中，有的更为激进，走得更远。担任李鸿章英文秘书的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 N.Pethick）乃李鸿章的最亲信的顾问之一，便是主要的代表人物。平壤战役后，他认为在日军长驱直入的情况下，清政府将难以自存，摆脱困境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改朝换代，推李鸿章掌握权力”（注：Michael J.Devine,J.ohn W.Foster:Politics and Diplimacy in the imperial Era,1873～1917,Ohio Univ,press,1981,p.76.），可能更符合西方的利益。还通过他的朋友威尔逊（James N.Wilson）给在华盛顿日本使馆担任顾问的史蒂文斯（D.W.Stevens）写信，宣传他的观点，并鼓动日本迅速采取行动，否则英、俄将瓜分中国，使日本的果实化为乌有（注：Marilyn B.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American China Policy,1895～1901,Harvard Univ.Press,1968,pp.28～29.）。到1895年初，他又设计出一种新的瓜分中国的方案，即将中国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南部地区由英国控制，北部地区置于美国的影响之下，以在英俄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然后，在英、美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在中国“建立起一支超越日本的优秀海军”（注：Michael J.Devine,J.ohn W.Foster:Politics and Diplimacy in the imperial Era,1873～1917,Ohio Univ,press,1981,p.76.）。有论者认为，这是西方人士中最早提出的“划分势力范围”的设想（注：夏良才：《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起“倒清拥李”的密谋事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
    由于当时的形势复杂多变，西方主要国家感到，与其坐观待变，临事丧失良机，不如置身其中，随时摘取果实。于是，它们搞起了一场“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预演。这里所说的“八国”，是指美、俄、英、德、法、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八个国家，它们以保护使馆为名，要求派兵入京。根据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Sir Nicholas R.O'Conor）写给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Kimberley）的报告，可知早在1894年11月间，这些西方国家的驻京公使就开始商议以“外交使团卫队”的名义派兵进驻北京（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 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351.）。到12月中旬，总理衙门收到了由美国公使田贝（Col.Charles Denby）领衔的八国联合照会，内称：“现遵各本国国家之命，已调水手海军枪兵若干人，聚会天津，以便遇事招来京中，在使署防护巡查。”（注：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5册，第230页。）本来，各国驻京使馆的保卫工作由步兵统领衙门负责，每处派官兵42人把守，安全从未发生过问题（注：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5册，第291页。）。据赫德（Robert Hart）称：“北京十分安靖，民心尚镇定，除一二个别事件外，尚无仇外举动。”（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页。）总理衙门也多次复照各国公使，进行驳辩和劝阻，终究无效。与此同时，法国还以保护租界为名，派巡洋舰和炮舰各一艘驶至天津。西方八国的联合行动不能不对当时瓜分中国说的实行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