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阶段的开始时间，一般认为以三国干涉还辽为是，施阿兰则主张从烟台换约之日算起。笔者曾经写道：“以三国干涉还辽为由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开始了。”（注：《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509页。）这是就其因果关系而言。但是，三国干涉还辽作为历史事件的名称，并不是表示时间的概念。试看以下与此事件有关的时间：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本公使齐至日本外务省递送备忘录，劝告日本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5月4日，日本内阁及大本营重臣在京都举行会议，决定“完全接受三国劝告（注：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5、114115～116、156、166页。按：5000平方公里约相当于7.7万平方公里。），并得到天皇睦仁的裁可；5月5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致电驻俄、德、法三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致送复文：“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约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注：《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联合会1953年版，第27卷第793、836、817、820、831号，第23卷第787号。）；5月9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皆至外务省，表示对日本政府复文满意；10月20日，李鸿章与日本新派驻华公使林董开始谈判还辽事宜；11月8日，中日《辽南条约》在北京签订。这5个时间前后相差半年有余，究竟应该以哪个作瓜分狂潮的开始时间呢？所以，笼统地说三国干涉还辽是瓜分狂潮的开端，是不恰当的。显然，只有11月8日中日《辽南条约》签订，才反映出三国干涉还辽的成果，给还辽问题暂时划上了句号，标志着瓜分狂潮第一阶段的开始。施阿兰把5月8日中日烟台换约作为开始时间，表面上看来似乎问题不大，因为它与5月9日三国对日本复文表示满意仅有一天之差。然考其实，这毕竟是两码事儿，一来中日两国代表在烟台互换的条约本身并无一语涉及还辽之事，二来三国虽对日本复文作出肯定性的表态。而还辽问题并未落实，怎能把这个时间看作是此阶段的起点呢？
    认为德占胶澳是瓜分狂潮第二阶段的的起点，从道理上是讲得通的。孙中山曾经指出，德占胶澳是德“试行其瓜分之政策于胶州”（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1页。），并且强调瓜分中国的论调至此“可谓到了极盛的时代”（注：《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年版，第909页。）。主要的问题在于：正如三国干涉还辽只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称一样，德占胶澳也并不指某一具体的时间。德国占领胶州湾也是经历了不短的一段时间：1896年12月16日，德国向总理衙门提出“以50年租赁方式割让一个储煤站（胶州湾）”的要求（注：《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卷，第129页。）；1897年11月14日，德军在青岛登陆；11月20日，德国向总理衙门提出包括有关在山东“开办铁践”的6项条款，双方开始谈判；12月29日，德国又向总理衙门致送“租地照会”5条；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字。在以上列举的5个时间中，也只有以《脱澳租界条约》的签字之日为此阶段的开始时间，因为直到这时为止，德对胶州湾的占领才算是“合法”的了。
    这样，瓜分狂潮的整个过程便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5年11月8日到1898年3月5日，历时2年零5个月，是列强瓜分势力合伙图谋瓜分中国利权的时期。
    三国干涉还辽的结果，是前门拒一虎，后门进三狼。俄、德两国早就想趁机瓜分中国了，但谁都不愿意最先下手，宁愿等待有利的时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坦白地承认：“假使我们夺取中国的任何地方，则其他国家亦会同样行动，如此便开始中华帝国的瓜分，以至引起新的冲突。我们很不愿意发生战争。”德国首相霍亨洛说得更坦率：“肯定地，在中国海岸线上取得足供我们舰队与商业为根据地的土地，数十年来已经有人鼓吹这种主张。自然，一个比较少直接有关的国家，通过这样的要求，来作瓜分中华帝国第一个信号，不可能是德国之事，我们宁愿等待别的国家先开始实现他们的同样意图。”（42）法国的利益主要在中国南方，于1896年1月15日率先与英国订立关于云南、四川互惠的决定，规定凡中国给予一国之特权和利益，他国同样享有。英国本在中国占有优势，决心还要把这种优势维持下去，当然不会放弃攫取中国权益的任何一个机会，所以与法国一拍即合，于是一场列强合伙夺取中国的权益活动开始了。
    列强之合伙夺取中国权益，是分三步走的：
    第一步，争夺中国的铁路铺设权。俄国走在最前边，于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与中国专使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其第四款规定：“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注：《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9月8日，中俄两国又在柏林订立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其后，俄国还想从赤塔修筑一条铁路直达甘肃兰州（注：O'Conor to Salisburg,Jan.30th,1898,Gooch & Temperley,Vol.1,P.8、23.）。俄国此举之得逞，必须要引起其他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同年12月，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急不可待，向中国要求将京汉铁路的铺设权让予美国的美中拓殖公司（注：万异：《1894至1900美国在华之政策》。按：这个美中拓殖公司没有多少资本，基本上是个皮包公司，故所订合同后来成为“死约”。）。英国岂能后人，也于1897年2月4日取得了长江流域的铁路铺设权。法国从后紧跟，于同年6月12日取得了云南铁路的铺设权。列强纷纷在中国抢夺铁路铺设权，其目的是为下一步分割中国预作铺垫。
    第二步，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列强在向清政府要求铁路铺设权比较顺手，随即进一步要求划分势力范围。1897年3月3日，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不将海南岛割让给其他国家（注：Treaties,Agreements with &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edited by J.V.A.MacMurray,p.98.）。一年后，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Gabriel Hantaux）又假惺惺地发表谈话，称：“法国殊不欲势力范围之原则行于中国，但法国必保持接近安南之省份之要求权。”（注：Brea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t Far,1894～1914,edited by G.P.,Gooch & Temeptley,vol.1,P.44.）不久，即要求中国担保不将邻近越南的省份，即云南、广西、广东三省租让给其他国家。1898年2月1日，英国得到中国不割让长江流域给其他国家的保证。日本起而效尤，其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中国确认福建省内所有土地一概不租让给别国。总理衙门复照称：“查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均属中国要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也。”（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223～224页。）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俄国的野心更大，除染指中国东北外，还企图将中国北部直隶、山东、陕西、甘肃诸省划归管辖（注：O'Conor to Salisburg,Jan.30th,1898,Gooch & Temperley,Vol.1,P.8、23.），只是在等待提出的有利时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