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次西方列强准备参与的瓜分中国的闹剧中，日本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当时，对于如何分割中国领土的问题，日本舆论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把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二、割让包括牛庄在内的辽东半岛；三、将割让的范畴扩大到包括以北直隶湾为界的东三省（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 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36～37.）。在日本政府内部，主张也颇不一致。陆军坚决主张割取辽东半岛，认为它“既控朝鲜的侧背，又扼北京的咽喉，为国家前途久远之计，决不可不归我领有”。海军则担心欧洲列强的干涉，主张除将台湾划归日本版图外，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可采取灵活的方式，即令中国先将辽东半岛让与朝鲜，然后日本再从朝鲜手中租借。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胃口还要大，他向内阁建议：除取得台湾外，还要“割取奉天省及不与俄国接壤的吉林省大部分，以及直隶省的一部分。另外在中朝两国之间划出约5000平方公里的中间地带，为将来我国掌握亚洲霸权的军事根据地（注：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5、114115～116、156、166页。按：5000平方公里约相当于7.7万平方公里。）。他赞成海军的主张，但野心更大，提出的方案也更具体：”清国必须割让领土给朝鲜，使其扩张至河边岩壁，形成古老之朝鲜疆域。这样，可使朝鲜将釜山浦及其毗连之领土割给日本。”（注：《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联合会1953年版，第27卷第793、836、817、820、831号，第23卷第787号。）至于日本各政党，也纷纷对瓜分中国一事表态。一般对外强硬派的意见是，日本至少要割占中国奉天、台湾两个省。属于此派的改进、革命两党的头面人物则表示：还要观察战后中国政府的表现，如不能自保其国，那么就“必须有瓜分四百余州的决心，届时应将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四省划入我国版图”。自由党的主张更明确，干脆一次性地“使中国割让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及台湾”（注：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5、114115～116、156、166页。按：5000平方公里约相当于7.7万平方公里。）。
    关于瓜分中国说的实行问题，尽管日本朝野沸沸扬扬，但面对西方列强的跃跃欲试、伺机而动的姿态，日本的最高决策层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才能保证从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当时，日本政府也正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各国的真实立场和动向。如驻俄公使西德二郎向政府报告俄国的态度说，如果日本要求割占满洲南方的一部分，俄国必加以反对。他从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N.K.de Giers）处探听到：“英国恐日本之最后成功将分裂中国。”驻英代理公使内田康哉从英国众议院议员巴特利特（Ellin Ashmead Barltett）处获悉：欧洲各国举动异常，“有危险的迹象”，“故不应使军队靠近北京”。意大利外交大臣布朗克（AlbertoBlanc）当日本公使高平小五郎造访时，也向其劝告：日本的“措施与条件应限于适当范围之内：第一，应避免割裂清国疆土或颠覆清国政府；第二，尽量不要搞乱正常秩序”（注：《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联合会1953年版，第27卷第793、836、817、820、831号，第23卷第787号。）。特别是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日本公使加藤高明袒露心迹：“我担心若战争继续下去，日本人就会像普遍预料的那样，向前推进，占领北京，从而可能导致清朝覆灭。随之出现的严重后果，几乎无需说明就十分清楚：整个中华帝国将陷于一片混乱状态。到那时，日本很可能找不到可以谈判的政府，使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 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57.）美国国务鲫格莱星姆（W.O.Gresham）也向日本公使栗野慎一郎提出劝告：“日本应当停止战争。如果再继续打下去，把中国打得七零八落，英、法、德、俄等国必定要瓜分它。”（注：Mrs.Gresham,Life of Gresham,VoIⅡ，p.783.参阅万异《1894至1900美国在华之政策》，《外交月报》第2卷第3号（1933）。）这些话，对日本来说，十分切中要害，使日本内阁大臣伊藤博文决定放弃直隶决战和进攻北京的作战计划，并且发表声明：“日本既不想瓜分中国，也不想推翻目前的王朝，但它必须索取胜利者的果实。”（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 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144.）这样，这次瓜分中国说的实行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是，日本当局存有侥幸心里，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马关议和时除要求割让台湾外，又要求割占中国大陆的辽东半岛，导致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这又为其后列强瓜分势力在中国开展新的活动埋下了伏线。
    三、瓜分狂潮骤起与列强“势力范围”格局的形成
    尽管近代瓜分危机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显现出来，但真正的瓜分狂潮骤起而席卷中国却是在甲午战争以后。论者或以三国干涉还辽为瓜分狂潮的开端，或以德占胶澳为瓜分狂潮之肇始，见仁见智，皆因立论之角度不同所致。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其不足之处是各执一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既要看到瓜分狂潮是一个过程，又有必要注意其发展的阶段性。当时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uguste Gerard）在其使华回忆录中写道：“自1895年5月8日《马关条约》批准之日起，至1897年底这段时期中，中国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经常同俄、法两国的政策相结合，甚至同俄国缔结了它从未同任何一个外国签订过的协约。但是，以为这段时期在1898年至1900年间已经提前结束，这不能归责于法国和俄国，因为它们丝毫没有改变它们1895年的态度；这完全应归责于德国，德国为了满足自己独特的野心，引起了中国的疑虑，并激起了义和团民族主义者危险的反抗。”（注：《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0～61、83～84、151、197页。）在这里，所谓“1895年的态度”，是指俄、德、法三国在干涉还辽时所宣布的立场和政策。尽管施阿兰在字里行间不忘美化法国及其同盟俄国，且只字未涉及瓜分狂潮骤起之故，是完全不可取的，但他认为这个时期前后显出两个阶段，并以德国“为了满足自己独特的野心”而占领胶澳为其分界线，却是极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