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在重新发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同时，竭力找回中产阶级的支持，重建民主党的变革联盟。在1992年的大选中，克林顿除继续得到黑人与妇女的广泛支持外，他争取了种族集团的支持，例如，在犹太人选票中，他共得78%。他保持了黑人与西班牙裔人对民主党的强大支持，他也赢得了更多的工会会员的选票。总之，克林顿在各类选民的选票中都领先，只有白人新教徒除外，在这一类选民中，他比共和党候选人布什落后13%。概括地说，1992年，除了中产阶级上层与富人外，其余各收入阶层都支持克林顿。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关于美国现代化第三次大辩论的社会背景，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变革派的社会基础与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这个“移民之邦”，即使到了今天，它的活力与改革势头仍然来自种族集团，而白人中产阶级一般地是比较保守的，他们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愿扩大平等。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凝聚力首先来自种族集团与白人新教徒的保持一致，这正是美国现代化的变革取向。
    在1996年大选期间，在同共和党对手的辩论中，克林顿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变革思想，使他的“新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变得清晰可辨。克林顿坚持国家干预，但反对大政府。他说，“我认为大政府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他反对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立场，后者认为政府应该靠边站，让人们自谋生路，市场就能解决问题。克林顿反驳说：“市场确实是了不起的，然而市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中）并不能给予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孩的健康孕育以及健康而可靠的晚年。”〔23〕显然，这些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克林顿批评共和党在政府问题上的错误时指出，自1980年里根上台以来，共和党的主流已从“小政府几乎永远比大政府好”转变为“政府永远是个问题。”共和党的真正意图是取消国家干预，回到自由放任。正是这一点上，划出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基本界线。
    在减税问题上，克林顿政府主张对中等收入减税。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对全国年收入在2.5万美元或以下的1500 万户中等收入的工人家庭实行减税，平均免税1000美元。在1996年大选中，克林顿提出限定目标的减税计划。所谓限定目标就是把目标界定在教育与孩子抚养上。例如凡缴纳大学学费可享受 1 万美元税收减免。 克林顿批评共和党的55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说这个减税计划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它必然增加财政赤字，这个计划也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对富人与最富的人的减税，对900万最贫穷的工人家庭实行增税。 克林顿在电视辩论中明确表示：“我肯定要制止他们的预算。”“如果我不制止它，那末将有损于我们的未来。”〔24〕
    关于社会福利是困扰民主党的主要问题之一。面对举国上下对福利现状的不满与政府难以用福利填平贫穷的沟壑，新民主党人对新政以来的福利加以反思。克林顿的智囊团总结福利政策的四大失败：一、削弱了工作的刺激因素，并把穷人孤立于经济与社会主流之外。二、福利惩罚了婚姻，支持了单亲家庭现象。三、福利制度效率低，而且把权力给了官僚而不是穷人。四、福利未能支持美国的价值观。福利制度奖励失败而不是奖励成功。〔25〕他们批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福利问题上的片面主张，试图越出多一点福利还是少一点福利的选择，制订一项新的战略，即福利改革的扶助战略。这一战略要求从福利走向工作，以便把穷人从福利和贫困中解放出来。政府的责任是为穷人提供进入美国生活主流的机会，穷人的相应责任是努力履行个人义务与避免让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鉴于管理社会福利是造成政府机构庞大与浪费的重大因素，新民主党人提出要少依靠行政系统提供服务，多依靠把权力交给贫穷公民的志愿组织和市场刺激，以便少花钱多办事。在1996年的大选中，克林顿把这些思想概括为机会、责任、社区这三个基本价值：政府为第一个公民提供机会；每个公民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共同的工作中，形成强有力的社区，与全国的团结一致。克林顿说，他要“福利改革，使之成为第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26〕
    克林顿的变革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初见成效。美国经济形势看好。经济年增长率为4%；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联邦政府赤字从2900 亿美元降到1170亿；创造了10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 政府雇员精简了 22.5万；200万人摆脱了福利依赖，重新上岗。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 形势继续看好。经济繁荣，物价稳定，个人收入普遍增长，失业率保持低水平。这些给新民主党人的改革带来了希望。如果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确实能找到一种合理的新经济学，那么，民主党完全可能继续执政一个时期，即令共和党在一个时期取而代之，也会执行民主党的政策。反之，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三次大辩论将会继续下去，直至找到一个能整治美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新经济学。
    注释：
    〔1〕参见拙作“试论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二次大辩论”， 《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0期。
    〔2 〕〔3 〕吉利亚·皮尔《复兴与反击：美国当今的右派》（牛津，1984年版），第41页。
    〔4〕蓝德尔·罗滕伯格《新自由主义》（纽约1984年版），第 179页。
    〔5〕〔6〕〔7〕〔9〕肯尼思·多尔韦等《美国当今的意识形态》（纽约1988年版），第70页、第84页、第134页、第237页。
    〔8〕皮尔《复兴与反击》第201页。
    〔10〕〔14〕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中译本）第351页、 第484页。
    〔11〕罗伯特·迪万《美国的过去与现在》（格林维，1990年版）第564页。
    〔12〕〔13〕庞珀，《1980年选举》第49页、第53-54页
    〔15〕〔19〕赫伯特·斯坦，《总统经济学》（中译本）， 第256页、第300页。
    〔16〕托马斯·埃尔兹等，《连锁反应：种族、权利与税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纽约1991年版）第219-220页。
    〔17〕艾伦·埃伦霍尔德，’一个时代悄悄地结束”，《纽约时报》1992年11月1日。
    〔18〕〔25〕威尔·马歇尔等主编，《克林顿变革方略》（中译本）第8页、第294-301页。
    〔20〕〔21〕〔22〕比尔·克林顿，“美国安全的新契约”，《哈佛国际评论》1992年夏季号。
    〔23〕〔24〕〔26〕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中译本）第17页、第171页、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