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曼一类的富裕农民，是仅次于乡绅的一个迅速壮大的阶层。约曼最初指具有自由身份并有资格履行荣誉服役的年轻人。但后来约曼一词变成了一个经济概念，用以指任何殷实富裕的农民。在许多情况下，约曼和乡绅是不大区分的，16世纪的牧师兼历史学家富勒在一首诗中说得好：“一个杰出的约曼，就是一位款步而至的乡绅”。一名法国见证人把英国农场主描写为“享有人生一切舒适”，是“地道的体面人”。“虽然亲手扶犁，但他们的农庄与住宅不比城市的资产者逊色”；他的帮工“动身去犁地前先要喝茶”。又说“这个乡下人冬天穿礼服，他的妻女穿戴俏丽，简直可被当作我们传奇故事中的牧羊女”。在荷兰，称上层农民为“富翁”。他们对农作物尤其对蔬菜已实行农场式的精耕细作，收获后在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出售。布罗代尔描述道，“乡村富翁在各地均可遇见，他们一身穿黑，不加大衣，但他们的妻子则佩带银首饰和金戒指”（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90、651-652页。）。
    乡绅一农场主阶级很快就与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市民的上层结为一体，事实上融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前身。这样，最先在英国和荷兰，继而在西欧大部分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人们进入社会上层，依凭的是政治身份与特权，而且必须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但到16世纪前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尽管传统的封建等级以及沿着等级擢升的方式依然存在，但包括贵族制度在内的身份等级制度已不那么显赫，另一方面，出现了非特权身份的普通人以实业求发展的道路。无论从事农业还是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也就是无论务农、从工还是经商，同样使人发达与荣耀，可以和贵族一样体面，一些人甚至比贵族还富有，他们同样可以送子弟进牛津、剑桥读书，从中同样可以产生像培根那样的著名国务活动家。
    如果说，在主要以权力支配一切的传统社会中，社会分流只凭身份和政治这样的惟一途径，因而可称为“单轨社会”的话（注：关于“单轨社会”概念的提出及其有关论述，见拙著《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第377-384页。），那么，这一时期至少出现了身份与实业、政治与经济这样双轨并存而且后者越来越强劲的趋向。这样，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西欧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两极社会结构，出现了使整个社会重心下移的中产阶级；而且在政治与社会关系中也打破了主要依靠身份与特权进行统治的单一局面。西欧中世纪虽然有过王权、教权、诸候权，以及村社共同体等多种社会力量共存，并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然而诸种权力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无一不是以身份特权为特征；但这一时期在西欧，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契约关系为依托、以新的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争得政治发言权的社会集团。西欧的法律传统在漫长的中世纪无疑推动了这样的转变，而新兴社会集团的形成与壮大又反过来进一步发展了西欧的法治与法制，并成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历史正在掀开新的一页。经济支配力不断削弱和不断替代政治支配力，最终，契约关系、金钱货币关系完全替代了身份政治关系。不过，这已不是过渡时期的社会特征，而是资本主义正式确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