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方向的转变
    众多的美国援助组织中，洛克菲勒基金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它是早在1920年代就盯上了最有价值的德国科学家的惟一基金会组织，也是能为流亡科学家提供最多资助的美国基金会组织，因而在这场援救流亡科学家的行动中，它对德国局势的看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与1933年5月以来各国自发建立的所有援助组织不同，这些组织在这个陌生的领域里或多或少只是在“即兴作曲式地”进行它们的工作，而洛克菲勒基金会采取的步骤，却在继续自1920年代以来就一直进行的研究计划。它不仅掌握了有关欧洲、特别是德国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个人的详细情报，而且在它设在巴黎的办公室的帮助下，支配那些有组织的援助机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领导人约翰·范·西克勒（John van Sickle）在认识了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几天后，就在英国推动了“学者援助委员会”的建立。（注：John van Sickle/RF Paris to Central New York,5.1.1933,RFA,Record Group 2,91/725.）
    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于20世纪初，洛克菲勒石油王朝为此投入了2.5亿美元，仅每年的利息就达800多万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op.cit.,p.41.）在最初的20年里，它几乎一直是排他性地资助医学、尤其是热带病学研究，1920年代中期以来，才逐渐对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了兴趣。利用它的捐款，这家基金会先是在美国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后又在欧洲，首先在德国资助了大量的科研项目。该基金会1933年6月20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29-1933年，它总共为社会科学研究投入了1780万美元，其中有约83万美元为下列目的投向了德国：（注：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s,6.20.1933,RFA,Record Group 1.1,717/7/36.）资助柏林、基尔、海德堡和慕尼黑的图书馆137500美元；资助各高校研究所的研究金额共为239000美元（其中汉堡国际法研究所20000美元，海德堡社会科学研究所60000美元，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30000美元，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000美元，柏林政治高等学院110000美元）；跨大学的研究奖学金150000美元（其中人类学研究125000美元，国际关系研究25000美元）；奖学金4150美元；56份前往外国为期2年的访问学者奖学金300000美元。
    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便开始有规律地巡游德国，在仔细考察德国大学的过程中，关注着德国社会科学界已取得的成就。（注：Claus-Dieter Krohn,op.cit.,p.42.）大量有关这类收集信息的旅行报告，不仅为观察纳粹夺权准备阶段中德国高校的政治气氛以及知识分子状况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视角，而且还显示出，基金会派往巴黎的代表已经在寻求资助什么人、并按什么标准来进行资助。这些代表个个都是行家，其中不少人自己就曾在德国和欧洲读过大学。例如，跨大学的人类学研究项目就曾得到过资助，其目的在于证明：“那种为纳粹主义宣传以及它的知识分子帮手从科学上视为合法的种族学有多么荒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德意志教授协会”的一再批评：“这种‘老年化的绅士协会’，只是在根据自己的专横，为那些油滑地适应保守主义的后继者提供着一种机会。在社会科学中，通过这些老教授，普鲁士官僚主义的思想传统得到了继续，而科学被哲学上的空想所混淆，正如在经济学中还一直有着极大影响的‘历史学派’那样，科学被没有理论根基的苍白描写混淆了。”（注：Kurt Nemitz,Antisemitismus in der Wissenschafts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Kln,1983,p.377.）
    相反，那些在魏玛时代被排斥在“德意志教授协会”之外的更年轻的社会科学家，则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浓厚的兴趣，他们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成果受到了越来越热情的关注。例如基尔大学的世界经济研究所，由于它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和以国际化为方向的研究，被该基金会视为现代德意志经济学的“麦加”。该基金会也对海德堡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和埃米尔·雷德勒（Emil Lederer）的工作，对科隆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在汉斯·克尔森（Hans Kelsen）和他的助手埃里希·胡拉（Erich Hula）领导下的工作做出了类似的评价。给该基金会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法兰克福大学那些批评型学者所涵盖的专业宽度：他们当中有这样一批著名人物：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ennheim），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Adolf Lwe），劳动法专家胡戈·辛茨海默（Hugo Sinzheimer）、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以及经济统计学家欧根·阿特舒尔（Eugen Altschul）。总之，法兰克福大学由于其开放式的国际氛围而被该基金会视为“最强大的科学中心之一”，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非常乐意为它投入更多的资金。然而，由于这些代表着社会科学研究新方向的人大多是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因此该基金会也有所顾虑，担心这样做会在德国公共舆论上引起消极反应。（注：John van Sickle,Suggestions for a German Trip,5.31.1932,RFA,Record Group 2,77/617.）这就使洛克菲勒基金会面临一种困境：一方面它并不认为那些德国传统中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资助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担心，由于这里的政治舆论氛围，若是更多地资助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新研究萌芽，是否会给这些犹太学者带来麻烦。（注：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s,6.20.1933,RFA,Record Group 1.1,717/7/36.）
    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不是出于政治信念才资助德国的这类批评型研究的，而恰恰是在魏玛共和国社会政治的极端条件下，这些在德国由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方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特殊的民族利益相遇了。这家基金会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提出资助社会科学的计划，是因为它认识到，在美国，与自然科学正在逐步取得的进步相比，关于现代社会的知识以及控制充满活力的工业增长的技术远远落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后面。这就必须首先促进这种知识的增长，以便能将掌握在手中的、内行的社会技术专家变成一种能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也涉及“简化并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启迪方法。（注：Memo Program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1.3.1929,RFA,Record Group 3,910/1/1.）尤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崩溃以及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有关经济计划和控制的研究课题自然成为了该基金会资助的重点之一。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欧洲经济学家群体，如德国的“基尔学派”和“海德堡学派”、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荷兰的“荷兰经济学派”、维也纳的“奥地利学派”等，都得到了它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