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紧急委员会”根据三项原则来采取行动：“1.在中介活动中，无区别地对待来自所有宗教的信仰者；2.只推荐30岁至58岁的教授和编外讲师，以避免与年轻的美国人竞争；3.只接受来自美国高校的申请，而不接受流亡科学家个人的申请。”（注：Stephen Duggan,A Professor at Large,New York,1943,p.78.）也就是说，流亡科学家由各高校自己挑选，某高校若想安排某位流亡科学家，便可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员会便给这位候选人安排一个位置，如果这位候选人接受，那么该委员会愿在最长两年时间里为被聘用的科学家承担一半工资，即每年最多为2000美元。“由于工资的另一半通常由用人机构的科研基金来承担，而这种科研基金实际上也来源于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因此在头几年里，美国各高校在聘用德国流亡科学家上并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注：William Beveridge,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p.30.）
    除了这种减轻大学经济负担的方法外，“紧急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人还采取种种措施来消除人们对它们安置政策的误解，表明这种政策绝非出于博爱和仁慈，“不是在为个别科学家提供个人帮助”，而是在奉行“拯救科学”的最高原则。（注：Raymond B.Fosdick to Alvin Johnson,10.30.1939,RFA,Record Group 1.1,200/339/4304.）因此，只有一流的科学家才能得到资助。由于这些一流科学家在美国大学里一年最多只能拿到一笔4000美元的工资，而一位美国的一流科学家一年能拿到12000-15000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op.cit.,p.37.）这种区别使美国各高校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抵制情绪逐步得到了化解。
    在这场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中，阿尔文·约翰逊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内部，为吸收流亡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一所“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并以此来作为它的研究生院，（注：“社会研究新学院”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最多的避难援助，总计为540235美元。这也是这所“流亡大学”能在1945年以前拯救180名欧洲流亡科学家的重要原因。参见Claus-Dieter Krohn,op.cit.,p.40.）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吸收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哥伦比亚大学更是对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采取了整体接纳的形式。这些高校的领导人对德国流亡科学家表现出极大的接受热情，甚至允许他们在完全脱离本科生教学活动的情况下，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工作。但是，除了这些极少的例外，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一般都被“紧急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有意识地、也是分散性地安置在各个不同的高校里，一所高校接受的流亡科学家一般不超过3名，（注：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122名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得到安置的流亡科学家，被分散在65所美国高校里，而在1933-1945年间，335名通过“紧急委员会”的资助得到安置的流亡科学家，被分散在145所美国高校里。参见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op.cit.,p.66.）这样，流亡科学家完全集中于少数中心的现象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敌意被消解掉了。
    最初，“紧急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这种安置工作在两年后会结束，估计这场科学难民潮到那时也就结束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也将走到尽头，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与这种估计相反，随着希特勒德国1938年3月12日吞并奥地利、9月29日占领苏台德、11月9日导演了“帝国水晶之夜”后，越来越多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意大利的流亡科学家都在急于寻求美国的帮助；而美国经济却在持续萧条中迎来了1937-1938年的危机。因此，尽管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捐款在不断增加，但“紧急委员会”仍然感到资金不足，难以应付。过去对流亡科学家承诺的两年资助义务，只能履行一年了，甚至不少流亡科学家在两年期限合同结束后，再度变成了失业者。在这种形势下，“紧急委员会”于1938年12月1日开始引入了一项规定：大学只应继续资助那些“被聘用在长期固定岗位上的科学家”。但是，“被安置在长期固定岗位上的流亡科学家，还不到所接受的流亡科学家总数的一半。例如迄今为止，依靠‘紧急委员会’的帮助而得到安置的125名科学家中，只有55人获得了长期固定岗位。”（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op.cit.,p.196.）12月13日，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福斯迪克在给约翰·D.洛克菲勒的信中，开始谈到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是否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注：R.Aymond B.Fosdick to John D.Rockefeller,12.13.1938,RFA,Record Group 2,167/1217.）
    无论如何，“紧急委员会”承担的工资部分必须极大地减少。1933年支付给流亡科学家的一半工资最多为2000美元，而到1938年，平均只能支付给每人1400美元。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随着更多流亡科学家涌入美国，“紧急委员会”只能支付1000美元了。而在1940年6月法国战败、希特勒德国占领西欧大陆并向英国发动空袭后，不仅是那些过去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法国得到安置的德国流亡科学家必须全部转移到美国，而且已经被安置在英国的部分德国科学家也必须转移到美国，更不要说还有那些来自法国和西欧其他沦陷国家的科学家、尤其是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在争相向美国转移。面对流亡科学家的蜂拥而至，“紧急委员会”最后只能将被安置者的一半工资减少到每人650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op.cit.,p.37.）
    然而，欧洲局势的恶化迫使美国社会逐步放弃孤立主义。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最先到来的德国流亡科学家，此时已开始用他们在美国取得的杰出科学成就证明，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被驱逐出来的科学家的潜力多么巨大，接受流亡科学家使美国高校的质量得到了多么大的提高。这就使美国各高校和整个知识界对流亡科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紧急委员会”与“美国大学联盟”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由各美国高校向流亡科学家支付更高的工资，以便使他们部分的工资损失能得到弥补”。另外，“在最初承诺的期限满期后，无论他是否占据着长期固定岗位，如果他证明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那么这所高校就要完全接受这位客人，支付他全部的工资，并将他接纳进该校的教师队伍”。（注：Helge Pross,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1933-1941,p.50.）这样就开始过渡到由美国各高校支付被聘用的流亡科学家的全部工资。
    据统计，从1933-1945年，为了使美国各高校能接受更多的流亡科学家，各家大私人基金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具体资助的金额如下：“紧急委员会”为335名科学家提供了80万美元的资助，这笔总额中有31.7万美元来自纽约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为303名科学家提供了141万美元的资助；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为300多名科学家提供了31.7万美元的资助。另一家大的科学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以私人捐助给其他组织的形式提供了总计为11万美元的间接资助。（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op.cit.,p.85.）有关它们批准的人事资金总结算，提供了一幅有关这场知识难民潮的结构、资助重点等方面具有说服力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