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美国学术界公布了一份涉及所有学科领域中最为杰出的300名流亡科学家的传记名单，他们当中的79％，即238人是从纳粹德国版图内逃亡出来的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正是他们，在美国成了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注：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Europe and America,1930-1960,Cambridge,1969,pp.675-720.）1989年，法兰克福德意志图书馆公布了一份有关讲德语的文化知识精英在1933-1945年流亡期间出版的文化、科学论著的档案，其中涉及11846本学术专著和7749篇科学论文，它们当中的80％以上是在美国完成的。（注：Deutsche Bibliothek Frankfurt am Main,Deutsches Exilarchiv 1933-1945,Katalog der Bücher und Broschüren,Stuttgart,1989,p.Ⅷ。）所有这些，不仅说明纳粹暴政导致的这场流亡给美国科学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收益，同时也说明它给德国科学造成了多么沉重的损失。最早看到这场流亡给美、德科学潜力带来彼此消长意义的是美国科学界的领袖们，他们用这句话来评价这些流亡科学家的到来：“我们应该为希特勒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此来感谢他为促进美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注：Laura Fermi,Illustrious Immigrants.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1933-1941,Chicago,1968,p.78.）
    总之，正是希特勒种族政策下的文化清洗运动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正是目光远大的美国知识精英以及美国私人基金会组织的援救努力，才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洲际大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