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3年4月德国大学开始大规模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过去一贯推行的实用主义资助政策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面对希特勒这个新独裁者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恐怖政策，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此，基金会内部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它反映出这个在科学发展上承担了义务的组织，自己尚没有完全从反犹主义潮流中解放出来。
    基金会驻巴黎办公室的代表，首先是负责医学分支的代表丹尼尔·奥布里恩（Daniel O' Brien），显然受到了反犹太主义偏见的影响。尽管有长年对德国局势的观察，奥布里恩却在4月11日提出了一份有关德国局势安定人心的报告，它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纳粹主义政策的理解：“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忘记了：1918年，在德国，激进派，压倒优势的是犹太人，掌了权，并带来了那场社会的彻底变革……人们不要忘记：在过去的15年里，犹太自由主义因素在德国曾得到过相当程度的促进。尤其在社会科学中，许多科学家被解聘要归因于这个事实：即这个领域中的发言人是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大量公共机构中‘犹太人超代表性’的不合理状况并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以至于一场革命的危险在德国仍然是真实的。正因为如此，纳粹党才贯彻了对这种威胁的扫除。驱逐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外国人，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短期性的措施”。因此，这份报告建议：“等待下去，并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在德国已有的计划”。（注：Daniel O' Brien to Alan Gregg,4.11.1933,RFA,Record Group 2,91/725.）
    在这种设想下，巴黎办公室领导人西克勒也向纽约总部建议，“应只资助那些被解聘的、仍留在德国的科学家”。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幻觉：“尽管纳粹不会再聘用这些科学家了，但由于考虑到外国舆论，估计不会继续采取反对这些科学家的措施，当这些科学家能通过其他的私人手段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时，纳粹党应乐于看到这一点。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放弃迄今对那些研究机构的资助，不应将资助转向难民，不要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就仿佛我们只愿意与‘犹太科学家’合作”。（注：John van Sickle to Rufus Day,Director of Social Science-Program,5.8.1933,RFA,Record Group 2,91/725.）
    不仅是这些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的报告，而且连美国紧急委员会派驻欧洲的代表发回的大量报告也显示，他们是以冷淡的态度，甚至是以满意的心情来看待德国大学里的这场解聘潮的。这也显然感染了那些外国新闻记者。不少后来流亡美国的德国科学家在接受采访时都曾对外国舆论倾向于希特勒的观点进行过控诉：“这类外国舆论完全使人们相信，希特勒首先是在与共产主义做斗争”。（注：Claus-Dieter Krohn,op.cit.,p.46.）
    西克勒甚至建议：“在批评型的科学家被解聘后，应继续资助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注：John van Sickle to Rufus Day,5.5.1933,RFA,Record Group 1.1,717/20/181.）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完全不清楚，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以后是否还能继续那些意义重大的研究，因此总部负责人雷蒙德·B.福斯迪克（Raymond B.Fosdick）委托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领导人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于7月20日前往德国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当此人对基尔研究所新领导层人事的纯洁性和科学的真实性做出否定的结论时，福斯迪克才开始考虑到，“投入的研究经费应被撤回”，并做出了如下的判断：“若继续在希特勒的德国承担义务，这笔钱只会毫无意义地扔到窗外。”（注：Raymond B.Fosdick to Sally H.Walker,9.25.1933,RFA,Record Group 2,141/1050.）1933年9月底，纽约总部安排，开始有计划地从德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撤出，不再提供研究经费和图书馆建设经费，那种资助前往外国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项目，开始转向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援救计划，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新投入了141万美元。
    这些资金很快投入了使用，因为那些在1933年以前就得到过这家基金会资助的德国科学家，大多属于第一批遭受驱逐的人，并构成了这类流亡者中最大的群体。他们过去就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的人员有过接触，因而在1933年9月以后，很自然地成为该基金会提供援助资金的首要人选。10月初，第一批共7名科学家得到了该基金会的资助。他们当中的2人，即海德堡大学的埃米尔·雷德勒、汉斯·施佩尔（Hans Speier）被安置到美国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其他5人，即“基尔学派”的首领阿道夫·勒韦，海德堡大学的雅可布·马夏克（Jakob Marschak），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统计学家欧根·阿特舒尔，以及科隆大学的国家法专家汉斯·克尔森，通过“学者援助委员会”被安置到了英国。“这些人的工资完全出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笔预算，进一步的工作合同也早已签订。”（注：List of Appointments Made,9.7.1933,RFA,Record Group 2,91/724.）
    尽管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方向的转变，一场抢救德国流亡科学家的运动开始了，但是由于美国高校中极为普遍的反犹主义情绪，加上若没有外来资助，英国高校也只能安排数量有限的长期岗位，法国高校甚至难以长期安置这些流亡科学家，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新投入的援助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将流亡科学家安置在欧洲的。例如，“到1935年初，已有135名遭受驱逐的德国科学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其中34人到了英国，16人到了法国，18人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另有67人到了美国，占当时流亡美国的95名德国科学家的2/3以上。”“而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流亡科学家达到192人，其中70人被安置在英、法等欧洲国家，122人被安置在美国，他们当中有74名社会科学家，45名自然科学家，35名人文科学家和38名医学家”。（注：Claus-Dieter Krohn,op.cit.,pp.47,38.）这些被安置者尽管只占所有德国流亡科学家中的很少一部分，但他们都是各个学科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流学者。
    五美国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接受
    能否化解美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关系到美国能否大规模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的问题。这一工作领域并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私人基金会所能完全包揽的。私人基金会一般只负责为它们挑中的人选提供资助，具体由哪所美国高校来接受这些流亡科学家，这方面的中介工作主要是由“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来承担的。
    在这种中介工作中，美国的“紧急委员会”与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以及设在苏黎世的“在外国的德意志科学家紧急共同体”建立起一种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两大欧洲援助组织往往能掌握并提供更为全面的有关德国流亡科学家的名单和信息。这三大自发组织之间很快发展起一种协商和分工。“紧急委员会”负责在美国的中介工作，“学者援助委员会”负责在英国和帝国所属殖民地的相关工作，“紧急共同体”曾经成功地将部分德国流亡科学家介绍到土耳其，因此由它来负责在东方国家、苏联和南美等方面的中介工作。
    与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相比，美国的“紧急委员会”显然采取了不同的安置政策，这种区别本身也反映出两国援助组织各自面临的不同局势。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将自己定义为一种智力劳动市场组织，自己来挑选科学家，然后介绍给各大学，并为被聘用的流亡科学家承担部分工资。最初，这笔经费的绝大部分是由英国科学家以一种自我征税的形式来筹集的，这也显出英国科学家比美国同行有更高的义务责任感和更多的团结一致。（注：Claus-Dieter Krohn,op.cit.,p.35.）1933年9月以后，这种局面才开始通过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英国的慈善组织的有力资助而得以改变。而美国“紧急委员会”的业务政策一开始就建立在与英国不同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孤立主义舆论笼罩下的大学财政问题，为了将更多优秀的德国学者引向美国，斯蒂芬·达根将这个“紧急委员会”与已有的各类私人基金会紧密地衔接起来。用这种方法，能让大量慈善性的、绝大多数是美国犹太人的基金会提供大量的金钱，以供“紧急委员会”操作。（注：William Beveridge,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London 1959,p.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