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委员会”资助的335名科学家中，有137名人文科学家，110名社会科学家，81名自然科学家，7名医学家。（注：Ibid.,p.193.）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303名科学家中，有113名社会科学家，73名自然科学家，59名人文科学家，58名医学家。（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303名流亡科学家中有191名德意志人（占63％），36名法兰西人，30名奥地利人，12名意大利人，11名波兰人，6名匈牙利人，6名西班牙人，5名捷克人，斯堪地那维亚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各2名。参见Claus-Dieter Krohn,op.cit.,p.38.）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资助的300多名科学家，大多是在3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在美国各大学已有2000人被辞退的情况下，即使对30岁以下的美国人来说，高校中的职业聘用机会也很难提供给他们，现在当然只提供给年龄超过30岁以上的流亡科学家。然而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突破了这个规定。对它所提供的资金进行的一种比较研究表明：它为大量更年轻的科学家提供了数额相对更少的奖学金，因为由它资助的科学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家一样多，而由它所提供的经费总额还不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的20％。（注：Claus-Dieter Krohn,op.cit.,p.36.）从1940年代初开始，为解决更年轻的流亡科学家的聘用问题，“紧急委员会”专门制定了针对年轻流亡科学家的“访问学者计划”，为此，罗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西尔家族遗产基金、罗布克百货康采恩遗产基金也通过一种特别的捐助承担了义务。（注：Charles J.Wetzel,The American Rescue of Refuge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from Europe 1933-1945,Wisconsin,1964,p.339.）
    此外，美国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社会各界大大小小500多个慈善组织，尤其是贵格会教徒组织，以及犹太人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好莱坞”各电影公司，为营救来自纳粹德国的知识难民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并没有限制在流亡科学家身上，而是体现在这一点上：凡表明需要帮助的地方。”（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op.cit.,p.520.）大量有犹太血统的法律工作者、医生、记者、工程师、音乐家、造型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文化职业者，正是通过他们的鼎力相助，才获得了财产上的担保并在美国找到了栖身之所。这类工作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帮助，还包括一种不断扩大的语言训练和咨询活动。这类活动足以经常性地减轻知识流亡者感情上、语言能力上的负担。例如，贵格会教徒组织为此专门设立了“难民部”，并为流亡知识分子举办“美国研讨班”，其目的在于，通过几周的共同生活、报告会以及与美国同行一起进行的语言训练，使德国知识难民能熟悉并逐步融入新环境中。（注：Helge Pross,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1933-1941,p.51.）正是通过贵格会教徒组织的扶助，不少过去从未在德国大学讲过课的律师、记者、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其他人，也能转入美国高校从事教学。
    到1945年，美国已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受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到美国的犹太难民总计达13万之众。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约700人以上）是教授；其余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学者型和艺术型的文化流亡者，具体数字如下：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注：Donald P.Kent,The Refugee Intellectual,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p.15.）这意味着从德、奥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被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注：在德、奥两国大专院校中遭到驱逐的约2200名科学家的基础上，若将威廉皇家协会各类科研院所中被解聘的专业研究工作人员、自主开业的医生、律师等加进去，总数约有7500名；若再将与文化有关的遭到驱逐的自由职业者，如建筑师、时事评论家、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之类的人也加进去，那么，在不将他们的家庭成员计算在内的情况下，总数达12000名左右。参见Norman Bentwich,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p.23.）这就充分说明了美国接受的犹太难民中所特有的文化知识“含金量”。
    六结论
    1933年4月从纳粹德国大学校园中开始的这场文化清洗运动首先是针对有犹太血统、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千上万的犹太知识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意味着多少世代以来犹太人对中欧文化的适应突然间出现了一场痛苦的终结。尽管从比率上讲，约22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科学家并不代表德语文化空间科学潜力的全部，而且从德国大学中遭到驱逐的1800名科学家也只占其中的39％，但是从质量上讲，他们却代表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当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替换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美国知识界的领导人看到了通过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然而，在出逃的约1400名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当中，只有不足1/3的流亡科学家首先选择了美国，而绝大多数人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他们流亡的首选国。尽管这些流亡科学家主观上的犹豫，对于推迟他们移入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因为它不仅限制了罗斯福政府在接受犹太难民问题上的行动余地，而且也加剧了美国高校中普遍蔓延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在美国经济仍然处于萧条的状况下，这种恐惧症中反映出来的反犹主义情绪，本身也阻碍着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显然，一场流亡科学家向大西洋彼岸的整体性移转，还需要诸多方面的条件：流亡者前往美国的主观愿望，能提供工作岗位的美国大学的欢迎态度，大量资金作为这场移转的有力支持，国际局势的紧迫性所造就的压力等等。
    为打破这种流亡与接受之间的僵局，美国知识精英人物组成的“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在“拯救科学”的名义下采取了种种措施，逐步化解了美国高校中“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从而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和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一种事关生死的威胁力。它不仅迫使美国社会逐步放弃了孤立主义，也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他们当初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文化素质的知识难民潮，这场知识难民潮，正是在纳粹炮火的逼迫下，才流向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接受这场以上千名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知识难民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流亡美国的意大利原子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的夫人劳拉·费米，曾在1968年出版的关于欧洲知识分子流亡美国的著作中，计算过流亡科学家给美国教育制度带来的那种不花成本的赢利。据她估算，“在美国，培养一位科学家到他能开始职业生涯为止时的费用，至少需要45000美元，仅是在那700多位移入美国的德国大学教授身上，就为美国节约了大约3200万美元”。（注：Laura Fermi,Illustrious Immigrants.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1933-1941,Chicago,1968,p.3.）
    这种表面上看来精确的有关教育经济上的赢利数字，与对美国科学发展的根本性促进相比，显然只展现了次要性的表征，这种促进主要是由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建筑学领域中的德国流亡科学家给他们的接受国--美国--带来的。人们能在有关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的材料中找到这方面最鲜明的例证：1933年以前，美国曾有5名得主，在世者只剩3名；德国曾有31名得主，在世者仍有19名。然而，仅是这场从1933年开始的德国科学家的流亡潮，就为美国送来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名得主以及后来的11名新得主。到1945年，德国1933年以前得主中的在世者只剩9名，加上新增加的5名，总数为14名；而美国1933年以前得主中的在世者虽然只剩7名，但由于有这批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欧洲新生科学力量的加盟，却迅速新增加了18名，使总数达到了25名，从而远远超过德国，成为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最多的国家。（注：Wolfgang Benz,Die Juden in Deutschland,1933-1945,München,1988,p.412.）这25人中还不包括那些1945年以后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流亡科学家，也不包括那些随父母到达美国后才完成学业、并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代流亡者。今天，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总计已超过了200名，这显然与这批流亡科学家在美国开拓的新方向，以及由此在美国高校中营造出来的特殊学术氛围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