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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学与历史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 祁龙威 参加讨论

《史通·古今正史》评述了魏、蜀、吴三国史书并存而多不惬人意。如说王沈《魏书 》“多为时讳,殊非实录”。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后孙盛撰《魏氏 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陈寿《三国志》 “伤于简略”。于是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兼采群书,补注其缺”。裴氏集书200余种 ,除补充史料外,又做了大量比较异同的工作。他比孙盛进了一步,不单凭主观推理, 而重视寻求客观证据。
    (1)据确凿文献判明是非。
    如《蜀书·诸葛亮传》言:因徐庶力荐,“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云云。 注引《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当次受敌,而刘表性 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又引《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裴注据《 诸葛集·出师表》,判定陈寿所说为是。“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见闻异词, 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2)核以时间、地点和人事,判定某些记载不可信。
    如《蜀书·马超传注》引晋著作郎乐资《山阳公载记》云:“超因见备待之厚,常呼 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 也!’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人,羽、飞并杖刀立值。超顾 坐席,不见羽、飞,见其值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陈寿不言此事。裴松之核 以时间、地点和人事,判定其说为妄。按刘备入川,“留关羽镇荆州,羽未尝在益土也 。故羽闻马超归降,以书问诸葛亮:‘超人才可谁类比’?不得如书所云,羽焉得与张 飞立值乎?”裴氏严斥《山阳公载记》:“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
    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工作,是补其缺略,并非专事考异。宋司马光《通鉴考异 》,才是我国史料考异的第一部专书。《四库全书总目》云:“昔陈寿作《三国志》, 裴松之注之,详引错互之文,折衷以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 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按光上表自言,他“研精极虑”,撰成《资治通鉴 》294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
    《通鉴》同修官三人中,最长于考异的是刘恕。《宋史·文苑传》言,司马光“遇史 事纷错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恕尤熟梁、唐、晋、 汉、周五代史事。尝“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 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于助修《通鉴》外,别撰《十国纪年》一 书。所谓“十国”,即五代时中原而外割据一方的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 楚、南汉、荆南、北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司马光题《纪年》后云:“世称路氏 《九国春秋》在五代之史中最佳,此书又过之。以予考之,长于考异同。”《纪年》现 无传本,但学者犹得从清初吴任臣所著《十国春秋》夹注的引文中,略窥其考异之功。 在《通鉴考异》五代一段中,尤多刘恕的劳绩。兹即举以为例,论述其成果与经验。
    《资治通鉴》取材丰富。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高似孙《纬略》所说:“《通鉴》 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其中五代一段所参考的史书最多,约 近50种,碑碣数种。以“实录”而论,司马光等所见者除梁、唐、晋、汉、周五代的而 外,还有《南唐烈祖实录》、《后蜀高祖实录》、《后蜀后主实录》。其中高远撰《南 唐烈祖实录》,至南宋时已残缺。《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作13卷,并注明“缺第八、第十二卷”。再后这些《实录》都已失传。清“四库馆臣 ”读宋王禹偁《五代史缺文·自序》,谓以补《五代史》360卷之缺,不得其解。不知 所补者即《五代实录》,凡360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范质《五代通录》条)已 为清邵晋涵辈所不及见者也。可见,《通鉴》所参考的五代史料之丰富,是后人无法比 拟的。
    《通鉴考异》所处理史料的纷错复杂之状,已远过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兹举数事 以见大略。
    (1)参证群书,取长弃短,去伪存真。
    《通鉴》:唐明宗天成元年,“是岁,吴越王镠以中国丧乱,朝命不通,改元 宝正。后复通中国,乃讳而不称。”
    《考异》曰:“阎自若《唐末汛闻录》云:‘同光四年,京师乱,朝命断绝,镠遂僭大号,改元保正。明年,明宗锡命至,乃去号,复用唐正朔。’《纪年通谱》云 :‘镠虽外勤贡奉,而阴为僭窃,私改年号于其国。其后子孙奉中朝正朔,渐 讳改元事。及钱俶纳土,凡其境内有石刻伪号者,悉使人交午凿灭之。惟今杭 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镠封此山为寿星宝石山伪诏,刻之于石,虽经 毁,其文尚可读,后题云:宝正六年,岁在辛卯。明宗长兴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 也。好事者或传曰保正,非也。’余公绰《闽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春,梁策钱镠为尚父,来年改宝正元年。永隆三年,吴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启运图》 云:同光元年,梁封浙东尚父为吴越国王。寻自改元宝正。长兴三年,吴越武肃王崩, 子成宗嗣。公绰、仁志所记年岁差谬,然可见钱氏改元及庙号,故兼载焉。至今两浙民 间犹谓钱镠为钱太祖。今参取诸书为据。”
    (2)取证于碑碣等可靠史料,理清纪年上的交错混乱,分别是非,交代去取之故。
    《通鉴》:周太祖显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汉主疾病,命其子承钧监国,寻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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