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实证主义”促进了考证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考证学巨子，虽已发明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考证条例。如顾炎武取明陈第之 说，列本证、旁证以考《诗》之本音，开有清一代古韵学的先河。戴震治学，自言不外 “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其徒段玉裁本此二语，撰成《说文解字注》。（陈奂《说文 解字注跋》）然而他们都未能表达自己思维的方法，从感性认识的变化程序来阐明考证 学的法则。连什么是考证，乾嘉学者也没有给人正确的答复。如江永曾解释为：“考历 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有据者也。”（汪藩《经解入门》）这还不能表明一个科 学的概念。其后焦循不满意惠氏学派对“汉学”的盲从而欲取消“考据”之名，（焦循 《雕菰集》卷13《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也因不明白“考据”乃是治学的法则 ，与思想“保守”并不同科。直到近世，胡适吸取了西方的实证主义学说，用以总结乾 嘉考据的经验，才能为中国学术史填补缺陷，发明了考证学的理论。
    在20世纪初期，实证派在中国学界亮相登台，从一个侧面，标志学术文化的发展。其 涉及考证学与历史研究的，主要如下：
    其一，用西方的“实证论”，总结并改进传统的乾嘉考证学，其主要代表即胡适。胡 氏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是“实证论”的缩版。
    其二，用地下发掘的实物材料与传统的纸上材料相印证，考求殷、周制度递变的轨迹 ，其主要代表为王国维。王氏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为建设我国上古史行奠基礼。
    其三，用西方的“进化论”，否定传统的“复古论”，不盲信古书传说，重新考释我 国古代史，其主要代表为顾颉刚及其所创建的“古史辨派”。顾氏考证所得的“层累地 造成的古史观”，揭露了“三皇五帝”的真相。
    其中，在思想方法上的影响所及，几乎覆盖了以上史学流派的，就是胡适所推行的“ 实证论”。因此，我赞成称这一代史学前辈为“实证派”。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 实证主义”，发展了乾嘉考证学。
    没有东西方在学术方法上的交流，是不可能出现这个新局面的。这个历史任务，落到 了兼通东西方学术胡适的肩上。胡适是第一个说西方的“现代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 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的人。胡氏指出：“推理思想并非科学家在实 验室内所专有，那只是人类常识上的法则。科学的法则只是把常识上的法则纪律化而已 。”胡适又说：“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 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胡适口述自传》。本节引胡适语未注出处的 ，皆见此文）他曾以校勘学为例，评述东西方的治学方法相通。
    胡适把校勘分为三步：“一是发现错误”，“必须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较”；“二是改 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凡未经证实的改读，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测而已”。 “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 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范围之外”。（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胡适所说的“现代科学法则”，即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亲炙的杜威“实证论”。“ 杜威认为，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则，都是在一种怀疑状态之下产生的。”胡适 为之作注脚：“也就是说，在一些史籍上发现了可疑之处，例如一个时间上的差异，和 史迹上有些不符之处，使学者难以置信。”由此必须运用批判的治学方法，以解释困惑 或疑问。这种“批判的治学方法”，中国学界叫做“考证”。胡氏对外译作“有证据的 探讨”。
    杜威把“批判的治学方法”的思维程序，表述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 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为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 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的） 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对以上程序，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这里的“假设”，是已 有依据的判断，而决非是凭空想当然。“想当然”，是与“实证主义”背道而驰的。
    中国的考证学不谋而合地支持了杜威的理论。经过比较，胡适应用现代科学术语，给 乾嘉考据以新的解释和评价。“这些（乾嘉）大儒他们所用的中国固有古典训练中归纳比 较的方法，也是极其严谨的和极其科学的”。但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的考证学还比不 上西方“实证论”严谨。乾嘉诸老还不免有“以意忖度”之失，而实证论者却坚持“无 征不信”，“言必有据”。即以校勘为例，胡适找到了东西方的差距。他指出：“凡没 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误，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 校勘。”（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如高邮王氏父子，也不免有此失。实证论者坚持 “先见古书之异文，然后定其是非”，并找出其致误之由，是因字形近似或其他等。而 乾嘉学者却往往把这种个别误例的原因，演绎为校误的普遍根据，这实际是误走了“以 意忖度”，“立言无据”的回头路。一发现与西方实证论的差距，中国的考证学就向前 跃进了一步。大批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转变为实证派。如汤用彤撰《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胡适盛赞：“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 （《胡适的日记》1937年1月18日）。刘文典撰《庄子补正》，“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 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刘叔雅庄子补正序》）这正是实证主义的体现。其后， 胡氏门人傅斯年创建的“新考证派”，即以实证主义改进过的中国考证学派。
    胡适以后又发表《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加强申述“实证主义”的理论。“历 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之有无、真伪、是非，与 侦探访案，法官判狱，责任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相同”。他要求“凡做考证的人， 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 问是要扣紧证据对于本题的相干性”。只有这样，才能作结论。此文也是我国考证学的 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