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
    实证主义对考证学的表述和改进，还是不圆满的。其一，实证主义没有说明，为什么 东西方考证家不谋而合地都使用归纳比较法？杜威的五段论与胡适的十字公式，均未能 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确反映考证进程的思维法则。其二，实证主义没有对防止考证工作的 各种弊病，提供理论根据。学术界只有运用更科学的辩证法，才能比较圆满地解答这些 重要课题，使考证学跨上更高峰。
    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进入中国，给知识界以强劲的刺激，先进的 中国学者开始用崭新的唯物史观，解释前人的考证成果，产生了崭新的历史论著。其代 表作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进攻我 国东北的炮声，激起我国知识界奋起救亡。曾受乾嘉考证学锻炼过的一批志士仁人，率 先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以鼓舞爱国群众反抗日寇的斗志。其代表人 物，有吴承仕、范文澜等。
    吴承仕是乾嘉朴学殿军章炳麟的入室弟子，擅长经学，尤精《三礼》。他遵循乾嘉学 派的遗规，深明文字、训诂、声韵。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与章门另一高第黄侃，分 别教授中央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学术界有“南黄北吴”之目。吴氏所超越于章、黄之 处的，是在于他晚年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努力把前人及自己考证所得的经、小学成果， 用唯物史观加以解释，藉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适用于中国。1933～1934年， 吴氏在《文史》上连续发表的《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竹帛上的周 代封建制与井田制》等论文，都是考证学与唯物史观初步结合的产物。范文澜曾师从黄 侃，也是乾嘉学派的传人。他早期所作的《文心雕龙注》，就是考证学的成果。从他发 表于燕京大学编印的《史学年报》上的某些论文看，范氏曾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之 后，他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中，吴承仕在敌占区拒绝当汉奸大学校长，宁愿贫 病而死，大义凛然。范文澜崎岖走陕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始撰《中国通史简编 》。新中国成立后，又创始撰《中国近代史》。学术界公认范氏之所以能撰此二书，筚 路蓝缕，成为新中国历史科学奠基人之一，其主要条件有二：一是掌握了唯物史观；二 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这些著作都是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融合的结晶。
    此外，还有一批史学前辈也作了同样努力，共同揭开建设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序幕。
    “论从史出”，是唯物史观的准则。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需要丰富的史料 ，需要精密的考证，以便作出科学的结论。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 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 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 ，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p.527）这里所谓“批判地审查”，包括考证。历史唯物 论者不仅需要运用现成的考证方法和成果，还需要用辩证法驾御并改进传统的考证学。
    （1）用矛盾对立、统一的事物发展法则，取代胡适的十字公式，重新表述学者在从事“ 校勘”、“辨伪”、“考异”等工作中的思维发展程序，即“发现矛盾，充分揭露矛盾 并试图解决矛盾，在一定条件（取得确证）下最终解决矛盾”。版本之是非，文件之真伪 ，记载之异同，无一不是矛盾。有矛盾就需比较，有统一就需归纳，因此，世界东西方 的考据家不谋而合地都使用归纳比较法。
    （2）用辩证法驾御和改进考证学，使考据家不再受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世 界观的影响，为克服钻牛角尖、就事论事、割断因果等弊病，提供依据。
    用辩证法表述和改进过的考证学，仍然不能解剖理性认识问题。例如，考证农民战争 的起因，只能得到“官逼民反”的结果。必须进一步用唯物史观加以分析，才能揭露其 根源是残酷的封建剥削。但前者已为后者准备了感性认识的基础。
    实现以上建设工程，并非易事。当老一辈史家还未及完成其历史使命时，不幸发生十 年“文革”之祸，历史学成了重灾区，考证交上了恶运，唯物史观被篡改和歪曲，其损 失是难以估量的。现在我们必须百倍努力，追回失去的时间，加速建设历史科学，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其关键在于方法必须对头。
    1998年，我有幸参加中国历史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因病作了书面发言。我说：展望2 1世纪我国历史研究的主流，从方法上说，必将是“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本文 重申鄙见，抛砖引玉，期待同志们赐之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