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异》曰：“刘恕云：《世宗实录》、《薛史·帝纪、僭伪传》皆云显德二年十一 月，刘崇卒。《大定录》云显德二年春，旻 （即刘崇）病死。《纪年通谱》：显 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显德三年，承钧改元天会。（宋）开宝元年 ，承钧之天会十三年，死。开宝二年，继元改元广运。（宋太平）兴国四年，继元之广运 十一年也。河东刘氏有国，全无纪录，惟其旧臣中书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归朝后所纂《 晋阳伪署见闻要录》云：甲寅年（周显德元年）春，南伐，败归。夏，周师攻围。旻积忧劳成心疾，是冬，卒。钧即位，丁巳年（显德四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 为天会元年。又云：钧丙戌年（唐天成元年）生，二十九嗣位，年四十三卒。右谏议大夫 杨梦申奉敕撰《大汉都统追封定王刘继颙神道碑》云：‘天会十二年，今皇 帝践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继颙卒。’末题：‘广运元年，岁次甲戌， 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广顺元年辛亥，旻即帝位，称乾祐四年。显德元 年甲寅，旻之乾祐七年也。旻卒，钧立。显德四年丁巳，钧改 乾祐十年为天会元年。宋开宝元年戊辰，钧之天会十二年也。钧卒，继元立。 开宝七年甲戌，继元改天会十八年为广运元年。据历，是岁九月，丙午朔。（太平）兴国 四年己卯，继元之广运六年也。钧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显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 九矣。钧及继元逾年未改元，盖孟蜀后主、汉隐帝、周世宗之比也。诸书皆传闻相因， 前后相戾，惟《晋阳见闻录》、《刘继颙碑》岁月最可考正，故以为据。”
    以上既是一幅北汉主三代的世系图，也是一帧北汉与中原诸朝纪年的对照表。这是刘 恕从杂乱的史料中，进行归纳比较的结果。
    不读《通鉴考异》，即无由深知《通鉴》取舍史料的广博而审慎。近人傅斯年指出， 从《通鉴考异》，可以看到我国史料学的成熟。
    然而司马光等仍有“以意忖度”的失误。例如关于后唐庄宗封秦王李茂贞为秦王问题 ，《通鉴考异》的结论就是错的。按欧阳修《五代史·李茂贞传》与《通鉴》均谓李茂 贞以岐王进爵秦王，当在后唐同光之世，即庄宗灭梁入洛之后。而《庄宗实录》记李茂 贞于同光元年十一月遣使贺收复，已称秦王，自后皆称秦王。至二年辛巳制，有“秦王 李茂贞可封秦王”云云。《通鉴考异》认为“岂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并断言：“必是 至是时，始自岐王封秦王也。”清儒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据《旧唐书》及凤翔《法门 寺碑》等确凿史料指出：“《实录》所书本不误，温公以意改之，却非其实。”盖早在 唐昭宗时，已改封李茂贞由岐王为秦王。至是，后唐庄宗“乃因其旧封授之，锡以册命 ”。故云：“秦王可封秦王。”“《欧史》之误，与温公同。”温公，即司马光。
    近人曹聚仁写《现代中国通鉴》，深感取信于读者的不易。他说：“历史的基本条件 就是要传信，不能‘传信’，只好‘存疑’，假使最低限度的真实性都站不稳，即就不 必谈其他了。”（曹聚仁《现代中国通鉴序》）由此可见，史料考异对历史研究是多么重 要！
    四、清儒对考证学的广泛运用
    校勘、辨伪、考异所解决的问题虽然不同，但使用的方法却相通，都是“归纳比较法 ”。清代学者曾以之施于一切诸学。其尤著者，如顾炎武、江永等以之考古韵分部；戴 震以之校《水经注》，分清久已混淆的经注；王念孙与子引之以之明三古辞气……皆有 功于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兹举《诗本音》与《经传释辞》各一例，以见清儒善于运 用“归纳比较法”。
    按“行”字，《唐韵》已有二音。行列之行（Hang）入十一唐；行止之行（Xing）入十二 庚。《诗本音》卷1，《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下注 ：“考行字，《诗》凡三十二见，《书》三见，《易》四十四见，《左传》一见，《礼 记》三见，《孟子》一见，《楚辞》十三见，并户郎反。其行列之行，行止之行，五行 之行，同是一音。”即皆与阳、唐为韵。这就是顾炎武运用归纳比较法，取证于《诗经 》及其他先秦韵文，以考古本音之例。
    又按：《诗·终风》的“终风且暴”之“终”，《毛传》、《郑笺》都训为竟日，嗣 后经师因循墨守，直至王念孙始发其覆。《经传释辞》卷9，“终、众”条云：“此皆 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下文‘终风且霾’，‘终风且曀’，义并与此同”。王氏又列举《诗·燕燕》之“终温且惠”，《北门》之“终 窭且贫”，《伐木》之“终和且平”，《甫田》之“终善且有”，《正月》之“终其永 怀，又窘阴雨”为证，谓“终与既同义，故或上言终而下言且，或上言终而下言又。说 者皆以终为终竟之终，而经文上下相因之指，遂不可寻矣。”这就是王念孙运用归纳比 较法，研究《诗经》，明古人辞气之例。正如王引之所说：“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 而通”（王引之《经传释辞序》），可证其方法是合乎科学的。
    运用归纳比较法，清人不仅能读某字的古音，发现它的个性，而且能概括若干类似的 古音，找到它们的共性。钱大昕发现“古无轻唇音”，即典型之一例。钱氏把今读轻唇 音之字，逐一核之先秦汉魏之书，发现古人皆读为重唇音。如“敷”读若“布”；“负 ”读若“背”或“倍”；“佛”读若“弼”或“勃”；“文”读若“门”；“弗”读若 “不”；“偾”读若“奔”；“方”读若“旁”；“封”读若“帮”；“勿”读若“没 ”；“无”读若“模”；“妃”与“配”同，“凤”即“朋”字之今形……由此得出“ 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5）的结论。在研究古代语言学 方面，清儒的主要成果就在经过层叠使用归纳比较法，发现某些共性，如“阴阳二声相 配”说、“古四声不同今韵”说，等等。这都是原理和规律。
    运用归纳比较法，清儒还发现了古代社会生活交往中的一些习惯。例如汪中作《释三 九》。“三”者数之成，“九”者数之终。汪氏发现，古人措词，往往以“三”见其多 ，但不必尽为三；以“九”见其极多，但不必尽为九，所言“三”、“九”皆非实数而 是虚数。他取证于先秦及西汉之书。《易》：“近利市三倍。”《诗》：“如贾三倍。 ”《孟子》：“陈仲子食李三咽。”《史记》：“三致千金”……所言之“三”，都以 喻多，而非实数。同样情形，《楚辞》：“虽九死，其犹未悔。”《孙子》：“善守者 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史记》：“若九牛之亡一毛”，“肠一日而 九回”……所言之“九”，都喻极多，也非实数。
    清代学术界最尊学贯天人的“通儒”，而提倡从精密的考证入手。钱大昕所谓：“通 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遗序》）乾隆、嘉 庆之际，考证学达到高峰。如上所述，清儒善于考证，实际即善于运用归纳比较法。但 他们是不自觉地运用此法。这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于乾嘉诸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