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20世纪后半期开始时，欧洲已经无可争辩地失去了它的传统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东西两个侧翼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多年里，美苏拥有即使欧洲列国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的实力和权势，而且将欧洲本身分割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主宰欧洲的命运；在欧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主要的外部影响已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美苏；世界政治一军事结构被普遍公认由多极变成了两极，美苏两大超级强国及其同盟体系之间的对峙僵局取代了传统多强均势；几乎同样重要的是，美苏两国作为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大输出者，以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大力从事和多少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尤其激烈的争夺人心的竞争，并且作为欠发达世界的民族主义之外最大的两股力量，推动了国际规范的多种变迁，而欧洲在这两方面至多只是配角。欧洲权势的衰落与美苏权势的兴盛是开启世界政治新时期的一个决定性事态。
    这个事态可以说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最大必然性之一，它涉及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在自然资源、生态和生产力水平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人口作为国力的基本成分之一意义十分重大。大约从1890年起，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而美俄两国人口迅速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已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大国，此后这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然欧洲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技术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口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同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注：“洲级大国”（continental state）是指规模近于大洲的巨型国家，或者如地缘政治理论大师麦金德所说，是“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广阔基础的巨型强国”。引自Paul Kennedy，Strategy and Diplomacy，1870-1945：Eight Studie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3]，p.48.）。最后，侧翼大国取代传统中心的显赫地位，还由于一种贯穿几个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制使然。从16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的称霸企图夭折，到20世纪纳粹德国的统治野心破灭，欧洲均势历经打击而犹存，首要原因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来拯救欧洲的国际平衡（注：“（反霸）大联盟总是从欧洲东西两翼的强国得到不可战胜的支持，首先是西面的海洋强国，其次是东面的外缘大陆强国。这些强国使得欧洲外面领土不断增长的资源能被用来打击欧洲内部的一个头号强权。”Ludwig Dehio，“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System，”in idem，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Alfred A.Knopf，1959），pp.125-126.扮演过这种角色的先后有奥斯曼土耳其、英国、沙俄、美国和苏联。）。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反复重演的过程中，侧翼大国会形成越来越大的权势，传统中心则逐步丧失其优势地位。犹如先前的反霸大战导致英国兴盛和欧陆相对衰落那样，美国和俄苏从拿破仑战争往后不止一次决定性地扭转了欧洲战局，它们的强盛和欧洲的衰落便势所难免。
    两次世界大战是这一巨大变更得以实现的主要直接条件。首先出现的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衰落和美国权势兴盛，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过程终告完成，即使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美国对欧孤立主义卷土重来，加上德国暴发和苏联赢弱等原因，欧洲似乎仍然显赫无上。其次是苏联权势的形成和兴盛，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极端赢弱开始，继之以斯大林铁腕治理下苏联国力剧增，直至它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仅有美国可与之匹敌的一等强国。“欧洲时代消逝”（注：大体套用Dehio，“The Passing of European System”。），美苏两极时期来临，而且是两极冷战对抗局面，全球国际体系随之有了与它在问世以来大为不同的构造和状态。
    敌对-合作-敌对：从十月革命到冷战最终形成期间的美苏关系
    1917年俄国发生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即将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政府对之表示热烈欢迎。威尔逊总统认为，由此而来的俄国“民主化”大有助于实现他的世界政治理想，即确立美国领导下的、通过“民主国家伙伴关系”来确保持久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为确立这一国际秩序而谋求的直接目标--彻底战胜德国和奥匈帝国--需要实际上已经筋疲力尽的俄国继续作战，而这必然大大加剧战争苦难所酝酿的俄国新革命危机，使得临时政府代表的所谓民主力量丧失生存希望。美国政府力促临时政府从事战争，特别是以继续作战为条件给予经济援助，并且派遣一系列使团前往俄国鼓励士气。这同英法等国政府的类似的努力一起，实际上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起了促进作用。
    对于新生的苏俄政权，美国最初的政策是以阻止俄国退出战争为宗旨。为此，威尔逊曾批准向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武装提供秘密财政资助，以便推翻苏俄政权，保证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内。他的更重要的举动，是在1918年1月宣布美国的战争目的，即自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其动机之一在于通过其中第六点（德军撤出俄国，让俄国不受外来干涉地决定自己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争取正在进行布列斯特和谈的苏俄政府不同德国单独媾和。同时，他还试图依靠“十四点”，用事实上已经由列宁提出的、对交战国人民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公正与民主的和平”口号和民族自决原则来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美国政府先后向俄国北部港口和西伯利亚地区派遣干涉军。虽然导致这些武装干涉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应付英法两国的敦促，阻止德军夺取堆积在俄国北部港口的协约国军事物资，提防和制约先行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的日本的扩张图谋等等。但它们同时也表现了威尔逊对苏俄政权愈益强烈、愈益僵硬的敌视态度。他坚决不承认苏俄政权，坚信必须铲除布尔什维主义。与之相比，列宁的对美政策灵活得多。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思想和基本策略出发，列宁通过各种渠道，多次主动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达成政治谅解和进行经济合作的建议，例如以相当宽容的条件结束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给予美国广泛的经济租赁权。然而，这些建议无一得到美国政府的认真考虑，更谈不上被美国政府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