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关于德国问题的重大利益抵牾和政策分歧使得美苏矛盾更加激烈。美国为了确立它支配下的稳定繁荣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和促进西欧重建，采取复兴德国西占区经济的政策，为此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损害了苏联的一项根本利益--通过获取德国的巨额赔偿来加速本国战后重建，并且使苏联严重担心在美国扶持下德国威胁再起。东欧和德国问题上愈演愈烈的对立与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反共情绪和“世界领导”欲望互为因果，并且作为一个基本原因，促使斯大林改变战时旨在举国上下团结抗德的比较宽容的国内政策，重新实行高压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斯大林治国模式”。这三者共同促成了美国冷战思想的形成。这一思想由驻苏使馆代办凯南在1946年2月著名的“长电报”中予以综合表述和哲理提炼，并且立即被美国决策者奉为对外政策指南。其核心，在于认定苏联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俄罗斯历史心理传统使之追求无限的扩张，美国必须、也可以通过不妥协的对抗来遏制苏联势力扩展，同时不引起美苏战争。1946和1947年间，杜鲁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冷战性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将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归纳为“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的对立，宣布美国支持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党征服”的力量，而马歇尔计划在其实施过程中包含了三大基本目的：（1）在饱受大战破坏的中西欧防止“绝对最低的生活水平再降低到会发生革命”[3]（p.230），从而大有利于苏联势力扩展；（2）在援助复兴中西欧经济的同时，决定性地促进改组中西欧国际经济结构，使之成为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理想的比较统一的市场；（3）将德国西占区经济同西欧经济交织在一起，以致一方面将西部德国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加强西方，另一方面使一个复兴了的德国因为被“包容”（先是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和军事上）而真正脱弃其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致再度成为西方的灾祸。
    在苏联方面，除了重新大力强调西方威胁、加速军事重工业发展和进行若干国内清洗外，特别具有深远后果的行为是剧变东欧，即在东欧国家按照斯大林治国模式，极为急剧地改造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以全面加强苏联控制。马歇尔计划使斯大林担忧东欧国家可能被美国援助和中西欧经济复兴所吸引，而且它标志的美国在欧洲确立大规模长久存在的明确意向和西部德国复兴前景，进一步使斯大林相信苏联有再次被敌对阵营包围的危险；此外，先前允许的东欧政治经济多样化使苏联与东欧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和行动分歧趋于明显，斯大林因此担心后者太多的自主性会危及苏联的支配。于是从1947到1949年，苏联取消那里共产党的自主权，主持摧毁东欧国家的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变联合政府为一党执政的人民民主政府，强制性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取消工商手工业中的私有制，建立过度集中和僵硬刻板的中央计划经济，打击教会和严厉限制宗教，越来越严重地践踏法制，用武装进攻以外的几乎所有手段打击不愿俯首帖耳的南斯拉夫，在东欧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进行清洗。到1949年晚秋，美国已主持建立西德国家，德国由此正式分裂，与苏联东欧进行军事对峙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已问世，而且东欧国家同西方的所有经济、文化联系已被全部切断。美苏冷战格局至此完全形成，并且采取了它在整个冷战史上最极端的形态。
    美苏冷战的基本历程和基本性质
    广义地说，冷战时期囊括了冷战形成后的全部美苏关系历程。从40年代末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美苏两国处于最紧张和最僵硬的全面对抗之中，彼此间几乎毫无谋求谈判解决争端的认真尝试，而且其中一国直接参加、另一国间接参加了在朝鲜半岛的热战。1953年起，到60年代初，双方关系经历了一段局部缓和，然后由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包括柏林危机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冲突而重新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这段时间里交替使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心理战达到了顶点，随后双方关系进入了持续10余年的相对缓和状态。这一缓和的主要特征，在于欧洲局势渐趋正常（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领土界线与国际政治现状大体得到西方的正式认可），战略军备控制谈判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70代后期开始，两国关系再度重新紧张，其原因主要在于苏联在亚非两洲进行频繁的直接间接军事干涉，连同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扩展海外军事、政治义务的倾向重新显著抬头。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内部发生剧烈变更，与此相应苏联迅速丧失了同美国抗衡和竞争的意愿与能力。1991年苏联的瓦解为美苏冷战、也为全部美苏关系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美苏冷战对抗有四大基本性质。第一在于其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特征，第二在于其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三是贯彻始终和不断翻新的美苏军备竞赛，最后是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们使得美苏无论怎样对抗和争斗，都不至于在彼此间爆发热战。同许多大国对抗一样，美苏冷战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内容，所不同的是其史无前例的、真正全球性的规模。可以说，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家都在不断评估世界各有关地区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形势，它们的地缘政治就是按照世界地图来进行的超级大国权势斗争。因为可用史料丰富，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被了解得清楚得多。源于麦金德的海权对陆权范式提供了塑造（以及理解）美国冷战地缘政治和遏制战略的一个关键。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和战略思想界的一个共识，在于必须阻止苏联势力控制欧亚大陆，否则美国的世界地位乃至根本安全将受到致命威胁。按照其提出者凯南的观点，遏制战略的实质就是立足于麦金德所说的“外月牙形地带”（the Outer Crescent，即北美、英伦三岛、日本等），守护“内月牙形地带”（the Inner Crescent，或曰外围地带[Rimlands]，即欧亚内陆外缘），阻止苏联对它的控制。旨在遏制的地缘战略又可分成两种：“周线防御”（ perimeter defense）和“要点防御”（strongpoint defense）[4]（pp.57～58）。前者是将内月牙形地带的所有部分当作同等重要，因而要求在其中任何部分遭到苏联势力进攻或侵蚀时，都一概用保全该部分必需的力量制止之，而不考虑可用资源和当地条件的限度；后者则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重要性和不同条件，集中势必有限的资源，将其用于守护那些特别重要也有较大成功希望的地区，就如马歇尔计划那样。总的来说，1950年下半年开始，“周线防御”越来越占上风，直至越南战争大失败。在冷战的发源地欧洲，地缘政治形势稳定得多，也简明得多。欧洲冷战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那里的战略僵持。
    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终极性质是超级大国竞争。美国要维持和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全球优势地位，争取控制整个世界政治，苏联则先欲维持同样在二战中形成的欧洲首强地位，继而力争同美国平起平坐，以便最终向美国的优势挑战。然而同几个世纪里大多数大国对抗相比，冷战的真正特征不在于美苏利益冲突，而在于这种利益冲突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加上它始终未升级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对立的意识形态既是美苏各自在竞争中运用的旗号，更是它们从事竞争和对抗的很大一部分动因。一般被认为正式揭开了冷战序幕的杜鲁门主义，就是用“极权主义”和“自由制度”的两极对立来说明世界政治，苏联则随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两大阵营对立的根本口号。1947至1949年间，苏联按照自己的国内模式全面改造东欧并大大加紧控制，进一步加剧了美苏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到50年代初，在美国有麦卡锡主义代表的反共反苏狂热，在苏联东欧方面则有大张旗鼓地清洗“内部敌人”的运动。这都是冷战引起的最极端的变态反应。此后，意识形态对抗几乎始终伴随着美苏关系，仅其激烈程度随冷战的起伏有所变化。值得提到的是，很大程度上出于国内制度的“极权主义”性质是苏联对外行为的根本原因这一观念，美国政府于1949年底正式确立一项基本目标--促使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发生根本变化，而追求这目标的基本手段则是一种可称为“激变”的战略，即通过煽动性的敌对宣传和隐蔽行动，在苏东助长社会紧张，加剧或激发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争取最终由苏东内部的反对势力推翻那里的政权。50年代中期，“演变”成为促使苏东国家体制变更的主导战略，其基本内涵在于顺应那里的渐变，逐渐地促使它发展到根本改变苏东国家性质的地步。到80年代，由于苏东各国先后出现大动荡，加上以自由民主对“邪恶帝国”为意识形态范式和口号的里根在白宫执政，激变战略有抬头，特别是被用来作为改变1980年军事管制后的波兰局势的一个主要工具。在苏联方面，虽然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其领导人往往出于安全或权势扩张需要而将意识形态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但信仰、合法性需要以及追求对第三世界激进国家和全世界激进运动的影响等因素，使之一贯坚持“社会主义大家庭”领导者和国际共运与进步力量中心的意识形态身份，尽管它们越往后就越显得只是自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