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构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方面。1945年，美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为维持核垄断地位，它给建立原子能国际管制制度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使核军备竞赛不可避免。苏联于1949年爆炸原子弹成功，加上朝鲜战争于翌年爆发，导致美国政府在核武器和常规军备两个领域进行双管齐下的大规模扩军。1953至1960年，美国改行优先发展核力量的政策，大大加强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当时是战略空军）在美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急剧削减陆军。在苏联方面，50年代期间防务政策的动态与美国相似，即这一时期的开头几年也进行了双管齐下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而后从赫鲁晓夫1955年主政时起，集中主要防务资源大力研制洲际导弹，建立和扩充陆海空三军之外独立的战略火箭军。与此同时，苏联常规部队兵员被削减过半，战略空军、水面舰只和潜艇的发展规划被大大收缩。60年代，主要在苏联对洲际核导弹的率先拥有和越南战争需要的刺激下，美国进行战后第二次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并举的大扩军，其主要结果之一是大大加强了对苏核优势，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这一优势致使苏联不得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屈辱地退让，也使它决心奋起直追。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治下几乎倾其所有，终于在70年代初达到了核力量方面大致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地步，并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常规力量，尤其是远洋海军和洲际空运能力。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军事实力的大增长终于做出强烈反应，以巨大的规模发展一系列新型战略武器系统，并且宣布将着手研发旨在截击苏联核导弹、从而（在理论上）争取剥夺其核攻击和核报复能力的“星球大战计划”，而苏联到此时已无力继续同美国竞争。数十年的核军备竞赛以其恶性循环加剧了冷战，但也控制了冷战，因为它确立和维持了“恐怖平衡”，使得美苏两国因为惧怕互相毁灭而努力防止它们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这就涉及到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彼此对抗和争斗而不兵戎相见。仅就此而言，冷战时代确是个“漫长的和平”时代[5]。在这个时代里，美苏关系可以说有其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这共同利益就是避免美苏战争，而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特别是在危机中将此置于最优先地位。它们先是作为心照不宣的默契，即法国大学者阿隆所说的“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6]（p.134），而后于1972年签订为正式协议。在核恐怖平衡即美苏相互核威慑之外，有三类行为起了制约和调节作用。一是所谓“危机处理”，它旨在防止美苏之间包含严重的直接军事冲突风险的危机局势升级为美苏战争。美苏两国在40年代末的柏林封锁和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有关做法，就是如此。其次，美国或苏联不在那些被对方当作至关重要的势力范围的地区进行任何武装干涉，而在作其他形式的干涉时，一般也尽可能审慎和隐蔽，以免使对方感到遭受无法容忍的严重威胁。美国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政策，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第三，美苏两国总是力图防止它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冲突发展为它们两国间的直接碰撞。这种防止地区性冲突越轨的努力，在亚洲和中东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都有所表现，反映了美苏既彼此对抗，又试图共同控制世界政治的某些方面。正因为如此，美苏冷战时代里人们看不到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那种景象，即两大对抗同盟内的次要伙伴能够将双方盟主拖入战争。
    50年代以前，美苏冷战集中于欧洲和西亚地区（主要是伊朗和土耳其）以及朝鲜半岛，但以后它扩及一个个新的地区。首先东亚大陆，然后中近东和非洲，最后拉丁美洲，相继成了冷战的舞台。到60年代，冷战成了全球性的。冷战的这种全球化不仅是由于美苏两国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欧洲、西亚以外地区，把它们当作争夺或竞争场所，而且是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当地原因吸引或便利了外部超级大国的干预。在这些当地原因中间，50和60年代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老殖民帝国的瓦解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新独立国家内部或相互间的民族、部族、宗教和领土冲突最为重要。美苏冷战这一随着国际权势构造极化而来的竞争，同世界欠发达（或发展中）地区主要由于民族解放和国家急剧增多导致的激荡相结合，促成和加剧了世界政治中一大看似矛盾的状况--两极化与多极化并存（注：“一方面，世界政治舞台在地理上扩展，还有其政治组织中引进更大的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发生了一个集中过程，由此政治和军事权势中心的数目实际上减少了。”Ian Clark，The Hierarchy of States：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94.）。
    总的来说，美苏两国对于欠发达世界内部以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为内容的巨大变更所持的态度不同，在这变更过程中得到的政策效果也不同。1955年起，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基本上避开欠发达世界的审慎保守的战略，改行积极外向的、谋求确立和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广泛影响的新方针，其核心就是在外交和宣传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励反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按照苏联的利益需要和能力以及风险大小，给予某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军事援助。就苏联对外义务和战略势力扩展的范围而言，甚至就其整个世界政治态势而言，积极建立在“中间地带”的广泛存在可以说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变化。它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随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进入其存在的最后阶段为止。客观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权势的兴起有助于欠发达世界反对西方统治的斗争：苏联不仅提供了很长时间里对许多欠发达国家和欠发达世界激进运动很有吸引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楷模，而且它是西方的强大的对立面，因而后者会愿意与之携手（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形成“国际政治中两大较弱成分反对最强者的天然同盟”[7]（p.29）。美国在欠发达世界被动得多。植根于美利坚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和对于真正激进的革命出自本能的反感，加上在冷战中迁就西欧盟友的战略需要以及对于所谓亲苏者的强烈厌憎，使美国几乎无例外地站在殖民势力以及封建半封建的反动派一边。对西欧殖民国家的迁就特别有损于战后初期到60年代美国的影响和地位，使它的曾在二战中很高的威望差不多一落千丈。总之，很长时间里，美国在欠发达世界进行的冷战竞争中显著地落后于苏联。